“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以汉代横吹曲中的《梅花落》照应咏梅的命题，让人联想到园中的梅花，好像一声笛曲，催绽万树梅花，带来春天的消息。然“梅心惊破”一语更奇，不仅说明词人语言的运用上有所发展，而且显示出她感情上曾被激起一刹那的波澜，然而意思很含蓄。闻笛怀人，因梅思春，她词中是不止一次用过。这是一歇拍，词从这一句开始自然地过渡到下片，上片主要写自己的凄冷孤苦，下片则着重写对爱侣赵明诚的思念。
下阕正面抒写悼亡之情，词境由晴而雨，跌宕之中意脉相续。“小风”句，将外境与内境融为一体。门外细雨潇潇，下个不停；门内伊人枯坐，泪下千行。以雨催泪，以雨衬泪，写感情的变化，层次鲜明，步步开掘，愈写愈深刻；但为什么“无佳思”，为什么“情怀如水”和泪下千行，却没有言明。直至“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才点明怀念丈夫的主旨。“吹箫人去”用的是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箫史的典故，见《列仙传》。这里的“吹箫人”是说箫史，比拟赵明诚。明诚既逝，人去楼空，纵有梅花好景，又有谁与她倚阑同赏呢？词人回想当年循城远览，踏雪寻梅的情景，心中不由怆然感伤。
结尾三句化用陆凯赠梅与范晔的故事，表达了深重的哀思。陆凯当年思念远长安的友人范晔，曾折下梅花赋诗以赠。可是词人今天折下梅花，找遍人间天上，四处茫茫，没有一人可供寄赠。其中“人间天上”一语，写尽了寻觅苦：“没个人堪寄”，写尽了怅然若失之伤。全词至此，戛然而止，而一曲哀音，却缭绕不绝。
这首词妙在化用典故，婉若已出；咏梅悼亡，浑然一体；口语入词，以俗写雅，独树一枝。
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
该诗又题为《团扇诗》《纨扇诗》《怨诗》，是一首著名的宫怨诗。
该诗通首比体，借秋扇见捐喻嫔妃受帝王玩弄终遭遗弃的不幸命运。前六句是第一层意思。起首二句写纨扇素质之美；从织机上新裁（裂）下来的一块齐国出产的精美丝绢，像霜雪一般鲜明皎洁。纨和素，皆精美柔细的丝绢，本来就皎洁无瑕，更加是“新”织成，又是以盛产丝绢著称的齐国的名产，当然就更加精美绝伦，“鲜洁如霜雪”了。二句喻中套喻，暗示了少女出身名门，品质纯美，志节高尚；也是写其内在本质之美。三四句写纨扇制作之工：把这块名贵精美的丝绢裁制成绘有合欢图案的双面团扇，那团团的形状和皎洁的色泽，仿佛天上一轮团圆的月亮。此二句则写其经过精工制作，更具有外表的容态之美。“合欢”，是一种对称的图案花纹，象征男女和合欢乐之意，如《古诗》中“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羽林郎》中“广袖合欢襦”，皆属此类。故这里的“合欢”，不仅突出了团扇的精致美观，以喻女子的外貌出众，而且也寄托了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明月”不仅比喻女子的光彩照人，同时也象征着她对永远团圆的热望。“出入”二句，因古人衣服宽大，故扇子可置于怀袖之中；天气炎热时则取出摇动，顿生微风，使人爽快。李善注云：“此谓蒙恩幸之时也。”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这两句更深的含义是：嫔妃即使受宠，亦不过是侍候君侧，供其欢娱惬意的玩物而已。
后四句为第二层意思：团扇在夏季虽受主人宠爱，然而却为自己恩宠难以持久而常常担心恐惧，因为转瞬间秋季将临，凉风吹走了炎热，也就夺去了主人对自己的爱宠；那时，团扇将被弃置在竹箱里，从前与主人的恩情也就半途断绝了。“秋节”隐含韶华已衰，“凉飙”，象征另有新欢；“炎热”，比爱恋炽热；“箧笥”，喻冷宫幽闭，也都是语义双关。封建帝王充陈后宫的佳丽常是成千上万，皇帝对她们只是以貌取人，满足淫乐，对谁都不可能有专一持久的爱情；所以，即使最受宠幸的嫔妃，最终也难逃色衰爱弛的悲剧命运。嫔妃制度又使后宫必然争宠相妒，互相倾轧，阴谋谗陷，班婕妤不就为赵飞燕所谗而失宠了吗?“常恐”，正说明乐中伏悲，居安思危；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乃是封建嫔妃的普遍心理状态。此诗本是女诗人失宠后之作，而这里说“常恐”、用失宠前语气，更显得她早知此事已属必然之势，正不待夺宠之后，方始恍然醒悟。诗人用语之隐微、怨怒之幽深，千载之下，犹不得不令人惊叹其才情丽感慨其不幸！
该诗完全符合这两条美学要求：借扇拟人，巧言宫怨之情；设喻取象，无不物我双关，贴切生动，似人似物，浑然难分。而以秋扇见捐以喻女子似玩物遭弃，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正因为如此，其形象就大于思想，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这正是本诗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所在。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就是明证。
其次，诗中欲抑先扬的反衬手法和绮丽清简的语言也是值得欣赏的。前六句写纨扇之盛，何等光彩旖旎!后四旬写恐扇之衰，何等哀感顽艳!在两相照映之下，女主人公美好的人生价值和这价值的毁灭，又对比何等鲜明!短短十句，却写出盛衰变化的一生，而怨情又写得如此抑扬顿挫，跌宕多姿，蔚为大观。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