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柳永早年写的一首中调词,描写一名被抛弃的年轻女子思念她的情人而不得见的怅怨心情。上片写她面对大好春色而深感寂寞的情景;下片写她想念情人而百无聊赖的心境。
上篇开头四句,犹如一组连续不断、由远而近、由大到小的静景镜头,把大好春景写得如诗如画:先展示出和暖美好的春光是那么明丽妩媚,渲染出一个迷人的全景;然后拉近镜头,现出轻淡的云气低低笼罩着花开树木的景象;再把镜头推进,照着芳树旁的一个池塘,那池塘中有一片好似轻浅地沾着水而生长的水气朦胧的青草;最后把镜头对着池塘边的小楼,只见遮蔽门窗的帘布静静地垂着,任凭杨花柳絮在帘外春风中飘舞。从结构上看,第一句是总写,下面三句是分写;分写的三句又句句相加,步步逼。这就使春光明媚的静景不断变化,最后使读者的眼光集中到闲垂帘幕的地方来了。
词人为什么要着力描绘这大好春景呢?这幅春景又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呢?这在“春困厌厌”以下四句中才点出了答案。原来这都是春困者眼中之所见;而她面对如此迷人景色,并未引起欢乐的快感,反倒越加困恼起来,久久不能消除。“厌厌”,好久。这种久久困恼的心情,使得她连赛百草的游戏也丢开了,使得她连到郊外散步游玩的情绪也冷淡下来了,一天到晚把朱红的大门紧闭。“斗草”,据《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有斗百草之戏。”踏青指在清明节前后郊游,“青”即青草。“工夫”,时间;“扃”关门。看来春光越美,春意越浓,越使她感到孤寂,心绪冷落,这种反常的情绪原因何在呢?从而勾起读者的悬念,词意也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片。
“远恨绵绵,淑景迟迟难度。”这个换头,承上启下,解开悬念。原来是她由于有着绵绵不断的悠长怨悔的心情,所以面对如此美好春景反倒感到时间缓慢,难以熬过。“远恨”,即长恨,长久的怨悔。“淑”,美好。意思虽然十分醒豁,而用词却颇为含蓄。它既揭示了大好春光反而使她困恼无绪的秘密,又卖了一个何为“远恨”的关子。这确如周济所说:“以一、二语勾勒提掇,有千钧之力。”
“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处?”紧接上句,点明“远恨”的内容。说她想念的那个年轻人搽着脂粉,又像以前在她这儿喝醉共眠一样地到别处去寻欢作乐了吧?这里面包含了对“年少”的往日恩爱的回顾,更蕴藏着对“年少”的今日薄情的怨恨,而全由她想像的口吻出之,即使“远恨”的内容深化了一层,又照应了上片“终日扃朱户”的内心活动,从而把一个被抛弃的女子的一腔缠绵悱恻而又怨悔交集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
在这万般愁绪无可解脱的情况下,她只好想借着打打秋千来排遣愁绪。“深院无人”,是写她实际还在盼望“年少”能来,可幽深的院子里并没有人来,其间寂寞失望的心情可以想见。“黄昏乍拆秋千”,则把她对景难排、出于无奈的神态刻画出来。“黄昏”,与上片的“终日”遥相呼应,显见她在朱户独思之久;“乍拆”,暂忽打开,描摹出迷离恍惚、无可奈何之态。“空锁满庭花雨”之句,用在这儿正与她的被弃飘零的不幸遭遇相互映衬。其间一个“空”字,更把她荡秋千而不再有“年少”欣赏、只有满院落花与她一起空自关在这深院中冷落心境渲染出来,景中有情,意在言外,成为情景交融、词意含蓄的结笔。
此词首尾两处写景,起首以大好春色反衬内心的困扰寂寞;末尾以深院花雨映衬内心的远恨难排。在写法上,有如夏敬观所说:“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其中词意之曲折含蓄,叙事之委婉有序,章法之绵密谨严,音律之和谐悦耳,也都显示了柳词的特色。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这首诗是诗人听闻沙俄出兵东北攻陷沈阳后的抒怀之作。诗中对沙俄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政府的畏敌卖国,表示了痛恨;诗中诗人雨夜不寐、独立苍茫的情景,表现了诗人沉重的心情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全诗抒情委婉含蓄,深沉抑郁。
“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概写国家形势。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不断侵占中国。整个国家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内没有发生大战争,像狂风暴雨一样的战事暂停一时。
“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写帝俄侵占中国东北。正当国家变法维新,时局如鸡鸣天亮有所好转时,不料,帝国主义竟发动八国联军之役,更令人震惊的是帝俄又侵占中国东北。
“沉阴噎噎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写国势危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诗人感叹“阴暗的日子何其多”。尽管有明月、星星,也只是残月、疏星。清廷腐败,国力不强,战争乌云弥漫,人民灾难深重。
“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睡几人醒?”抒发诗人忧国忧民之情。诗人独自一人站在狭小的住室里,面对苍茫夜色,心中产生无限感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都在酣梦之中,又有几个人在觉醒。诗人对国事无限忧虑,愁思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