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洞开来试者，计偕稳送上华京。
主人况是梅花宋，寓客渐非日色程。
面见河南已分晓，伫聆魁捷响仙城。
障碍洞开来试者，计偕稳送上华京。
主人况是梅花宋，寓客渐非日色程。
面见河南已分晓，伫聆魁捷响仙城。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写吴兴地处水乡的特殊自然风光。读者首先注意到两句中的三个数量词，它们写出了密而不紊的一片水系。“四水”是主干，“千溪”是支流，“万家”则意味着更多的支流。通过“交流”、“散作”“遍”等动词勾勒，读者仿佛凌空鸟瞰，一望收尽吴兴水乡风光。被这密如蛛网的水系所分割，江南绿野就变成许多色块组成的锦绣。“抱城斜”是指环城的干流与城墙有一定走向上的斜度，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势态，大大小小的水流都是活水，它们给江南原野带来了生机。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两句写水乡农作及其特点：人们在水深处种菱，水浅处种稻，而在不深不浅的地方种藕。它首先给读者呈现的是一派富庶的景象，难怪“人人都说江南好”，难怪有“苏杭熟，天下足”的俗谚了。这两句还给人更多的美感，在前二句的背景上描绘了更加生动的景物，即各种作物互相间杂，组成缤纷错综的图案。不说种藕而说种“荷花”，固然是为了字数韵脚的要求，但也使人从经济价值观念中跳出来，从审美价值角度来审视这幅图景。待到夏秋之交，绿的菱叶，黄的稻浪，红的荷花交相辉映，那是一幅格外宜人的图画。从语言风韵看，这两句也极有意趣，上句以“句中排”形式，揭出一“深”一“浅”，相反相成，已给人有唱叹宕跌、无限妍媚之感。而作者能事未尽，又写出一个“不深不浅”，对上句来了个折中，表现出绝妙的平衡；而在“深”“浅”字面上前分后总，又推出一层唱叹之音，使此诗洋洋乎愈歌愈妙。
此诗见缲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此章两段，各八句。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尺碧，谓光彩闪铄。
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羇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
仇兆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这是一首托意幽婉的相思词。词中写一位女子秋夜徘徊回廊，独倚栏杆，陷入对“东家"的相思之中，而她所思念的人却毫无回应。全词将典故融于其中，加以景物描写，以景带情，以情生景，情调哀婉，意境深远。
“回廊小立秋将半”，是写相思的女子在自家庭院里徘徊，在庭院的回廊中小立。“秋将半”，应该是在白露的节气，这时天气已经转凉。这个女子注意力所在的地方是“婆娑树影当阶乱”。“婆娑”既可以形容人的舞姿，又可以形容树木枝叶纷披的样子，而在这里恰好把两者结合起来，说的是月光投在地上，树影姿态美妙，好像人在翩翩起舞。“当阶乱”三个字比较复杂。它本来也是形容树影舞姿的，但“乱”字本身有缭乱、混乱的意思。而且，“阶”字也给人一种高低不平的感觉。这些都起着一种暗示的作用：那回廊小立之人表面上是在宁静地欣赏月下树影的姿态，内心却正在纷乱和波动之中。原来，“高树是东家”——树影是从高树上投下来的，高树是东邻楼前的树，而她所爱的那个男子，就住在高树后的红楼里，高树的树影都这么美妙，更不用说高树和高树遮掩下的红楼了。在这个女子的眼中，那里是“月华笼露华”——皎洁的月光笼罩着晶莹明亮的露水。连用两个表示光彩的“华”字，表明那地方在她的心目中具有不可仰视的美丽和神圣。
“碧阑干十二”，用了李商隐《碧城三首·其一》的“碧城十二曲阑干”。“十二”是泛指栏杆曲折之多，而栏杆的曲折又暗示了倚栏人内心的哀怨曲折。“都作回肠字”，是进一步把栏杆的曲折比作愁肠的曲折。南朝民歌《西洲曲》云：“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那望郎而不见的女子当然是愁肠曲折，但她所爱的人可能在远方某个地方也在思念着她，割断他们的只是千山万水的空间距离。而现在这个女子所思念的对象近在咫尺却不能与她相见，是“断肠君不闻”。这个在月光下独自倚栏的女子，她心目中的向往，她单方面的苦恋，她藏在内心不欲流露出来的幽怨，可以说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了。
首联开篇点题，经过将近两年的风雨洗礼，诗人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草堂。草堂附近一道清澈如带的江水蜿蜒流过，宛如一道自然屏障，隔绝尘世喧嚣，成为了诗人的隐逸世外桃源。因此，诗人简单而朴实地在古道旁搭起了用柴木做成的简易大门。从此，诗人终于找到了漂泊心灵的安身之处。
颔联描写诗人站在柴门旁，顺着古道眺望，草木郁郁葱葱，遮蔽了视线，所见皆是茂盛的芳草；耳中充斥着鸟虫的歌唱。面对这景色，诗人遗世独立的心情油然而生，仿佛可以尽情放纵。于是，素来儒士风范的诗人也开始放松自己，衣着慵懒，心境愉悦，享受着简朴生活中的温暖。
颈联，诗人的笔触转向了田舍周围的景色描写。诗人的草堂不仅幽静，还坐落在秀美的环境中，在古道边，青江旁，生长着一丛丛的榉柳树，它们的枝条婆娑多姿，伴随微风轻摆；果园里的枇杷已经成熟，香气扑鼻，令人心旷神怡。这样优美的景色对曾经颠沛流离的诗人而言，如同心灵的疗愈良药。
尾联写诗人陶醉在田舍周围幽美的风光中，不知不觉夕阳西下。余晖中，诗人目睹着一天辛勤觅食的鸬鹚相继归来，它们聚在一起，陆续落在江中的鱼梁上。在夕阳的映照下，或用鸟喙整理羽毛，或舒展翅膀悠然自得。诗人巧妙地以特写镜头描绘了夕照下鸬鹚晾翅的场景，表现出自己恬静悠闲的心境。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