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阕写催其成梦的塞上情景,下阕写梦中温馨睛景。结句语淡而情浓,缠绵委婉之罕,颇含悠然不尽之意。
上阕写催其成梦的塞上情景。起二句勾勒了落寞寂寥的大漠风光。天色欲晚,塞草青青,箫笳在落日映照的黄昏里,悲声阵阵。笳是边地独有,其声悲切寨苦。箫则不独于边地,江南江北皆有,但大漠箫声更显沉郁苍凉,李白《忆秦娥》中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谓玉箫的声音悲凉呜咽,将秦娥从梦中惊醒。有了凄冷的边塞氛围后,当写特殊氛围下的个人体验了。
“戚戚凄凄入夜分,催度星前梦”。 “慨槭凄凄”出自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谓自己入夜后愁惨的心情。既是愁惨,那么也会像李易安一样,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但是容若没有“三杯两盏淡酒”,他是“催度星前梦”,即催促引度妻子的梦魂来到边塞,与自己相会。“星前梦”一语,大概是借用了汤显祖《牡丹亭·游魂》“生生独行无那,此夜星前一个”的句意而加以发挥。《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传世之作,小说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纳兰在此处用以指代夫妻情深,是以纵使关山阻隔,也愿梦魂相聚。
下阕写梦中温馨睛景。 “小语凄杨烟,怯踏银河冻”。河水已经结冰,行人不敢踏脚,凄杨也早已被一片寒雾笼罩,但是日夜思念之妻此时却来到了身边,与词人轻声细语地交谈:可天寒路远,她怎么来到这里,一定是行遍了关山,才找到了在白浪河的丈夫的,真是路途遥遥,关山难度,十分艰辛。然而好不容易相见了,却只道了一声珍重。
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