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杖闲花落，凭栏芳草生。
逢人须说项，生子又添丁。
千叶桃难实，山茶耐久盟。
倚杖闲花落，凭栏芳草生。
逢人须说项，生子又添丁。
千叶桃难实，山茶耐久盟。
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作者青年时期那段传奇般的出色经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上句写作者年青时参加领导抗金义军，曾率领过上万人的队伍；下句写自己率领精锐锦衣骑兵渡江南来。“锦襜突骑”，即穿锦绣短衣的快速骑兵。“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具体描写南奔时突破金兵防线，和金兵战斗的场面：金兵晚上准备箭筒，修筑工事，而宋兵拂晓便发起了进攻。燕兵，指金兵。“夜娖银胡觮”，夜里整理兵器（准备天明的战斗），侧面说明义军进兵神速，出其不意。娖，通“捉”；胡觮，箭袋。一说，枕着银胡觮而细听之意。娖，谨慎貌；胡觮是一种用皮制成的测听器，军士枕着它，可以测听三十里内外的人马声响，见《通典》。两说皆可通，今取前说。“汉箭”句，指义军用箭攻击金人。金仆姑，箭名，见《左传·庄公十一年》。四句写义军军容之盛和南奔时的紧急战斗情况，用“拥”字、“飞”字表动作，从旌旗、军装、兵器上加以烘托，写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极为饱满有力富有感染力。
作者回忆青年时代自己杀敌的壮举和抗敌的战斗，豪情壮志溢于笔端，他怀着一片报国之心南渡归宋，满怀希望地打算为宋杀敌建功，但却不被高宗重用，亦不采纳他的平戎之策，长期被闲置不用，使他壮志沉埋，无法一展怀抱。因此在转入下片后，追怀往事，不免深深地叹息：“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上二句今昔对照，一“追”一“叹”，包含多少岁月，多少挫折；又灵活地从上片的忆旧引出下片的叙今。第三句申明“叹今吾”的主要内容。草木经春风的吹拂能重新变绿，人的须发在春风中却不能由白变黑。感叹青春不再，韶华易逝的可惜，这是一层；白髭须和上片的壮岁对照，和句中的春风对照，又各为一层；不甘心年老，言外有壮志未能彻底湮灭之意，又自为一层。一句中有多层含意，感慨极为深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最鲜明、最典形最生动的形象，突出作者的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突出他一生的政治悲剧，把上一句的感慨引向更为深化、极端沉痛的地步。平戎策，指作者南归后向朝廷提出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价值的抗金意见书。上万字的平戎策毫无用处，倒不如向人换来种树书，还有一些生产上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政治现实，对于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感受，不言而喻。陆游《小园》诗：“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刘克庄《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词中的“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和这两句意境相近，也写得很凄凉；但联系作者生平的文韬武略、英雄事迹来看，这两句的悲慨程度还更使人扼腕不已。
这首词以短短的五十五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一个抗金名将的悲惨遭遇。上片气势恢宏，下片悲凉如冰，心伤透骨。悲壮对照，悲壮结合，真如彭孙遹《金粟词话》评辛词所说的：“激昂排宕，不可一世”，是作者最出色、最有分量的小令词。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中唐时期牡丹诗佳篇迭出，王建此篇不写牡丹一时之态，而是从牡丹之贵写到牡丹之美，再写牡丹凋零，用变化的角度去赏牡丹，道尽惜牡丹之情。
诗作开篇言牡丹之贵，“名价别”三字直接道出牡丹的尊贵凌驾于诸花之上。随后作者用一个益字，生动的描写了长安城内牡丹花开的盛况，诺大的长安城处处是牡丹盛开，那繁盛的景象就好似要溢出来一般。此“益”引申为“满”，如同韩昌黎“绝色烟柳满皇都”，两诗皆非单讲数量之多，而是从更深层的去讲，韩诗更多的是写春满长安，而王建此句是讲牡丹的气质风采风靡了长安。用笔夸张大胆，用字生动准确，令人深切感受到牡丹之盛。
后句用反衬的写法进一步说牡丹之美，苓蔆是传说中的香草，却被牡丹的花香比的羞愧欲死；山踯躅是颜色红艳的花，遇到牡丹的艳色却显得黯然失色几如枯萎。这样的描写下，即使没见过牡丹的人也能感受到牡丹超绝的鲜艳和芳香。紧接着，作者描写牡丹的气韵。枝干为柔光所笼，而花朵被妖艳的色彩晕染了娇嫩的肌肤。前句描写牡丹纤细的枝干姿态和气质，后句则以美女嫩肤为比喻写牡丹的花朵的质感，分别从不同角度生动描述牡丹花的娇美。随后，作者用大量比喻，描写牡丹花的细节。用金粉来比牡丹花的黄蕊，而满字也生动的写出牡丹花蕊之繁；用缕缕红流苏来比牡丹翻卷的花瓣，写出了牡丹花瓣色泽和形态。“好和”句，以衬托笔法写牡丹之贵。香气可以熏染御衣，姿态可以描画入宫图，都是用皇家所用来衬托牡丹气质的高贵。
随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牡丹的晚态和凋零，用哀愁的新妇，望着病夫的女子，分别写牡丹的将谢和凋零。用拟人的笔法，写出了牡丹的晚态，惹人怜惜。从写牡丹之盛到牡丹之贵再到牡丹之美转而写牡丹将谢，再写牡丹凋零，作者一步步引导大家从赞叹到喜爱再到怜惜。这时作者发出感慨，请大家珍惜花时，客人能多赏一会儿就多赏一会儿吧。这时的感慨已经是水到渠成，通过前面的描写，读者此时对牡丹的怜惜应也感同身受，仿佛作者是道出了我们心中之所想。
最末，作者用一夜清风起，千金买亦无，道出了花时难久的怅然。开篇之盛艳，末尾之冷清，强烈的对比让末尾仿佛一副大留白的画卷，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清风吹过，花亦凋零，这其中是不舍，是怜惜，是冷清，种种情感由人品读。
借凋零写惜花非王建独有，白居易就有《惜牡丹花》开一时之风气：“惆怅阶前红牡丹， 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 夜惜衰红把火看。”此后李商隐的效仿作《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亦作：“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尽管王建的牡丹诗同样是写凋零写惜花，却是从花开写到花落，借对情感的把握的细致入微，用精心的铺垫将读者引入到那种怅然若失的情景当中。诗作描写过渡自然，惋惜怅然之情水到渠成。王建的牡丹诗从单纯的赏牡丹落笔，惜牡丹入情，不寄托政治抱负个人得失，就是写一个“赏”字，且赏出了独特的风格，乃唐代赏牡丹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