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首词是纳兰写给好友顾贞观的,也是一首愤世嫉俗的明志词。纳兰将自己的诗稿交给顾贞观,让他帮自己选集付梓,借此事以言志,表达自己浊世自清的高沽情怀。
此时的纳兰,早已是康熙大帝眼前的红人。无数双图谋不轨的眼睛在暗中窥伺着他,无数污浊的欲望企图将他打倒: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这是多少人的终极梦想。而纳兰拥有着这一切,却感觉分外痛苦。它们如同无形的枷锁,捆住身,困住心,深人骨髓,不可挣脱。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是一座困兽之城,人们在里面厮杀搏斗,用最血腥的方式杀出一条生路。高处的高处,却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寒冷。纳兰在这身不由己的深宫之内,孤独压抑,渴望着自由。
而顾贞观的出现,仿佛是一阵温暖的风。纳兰在深不可测的黑夜中踽踽独行,遇到茕茕孑直的顾贞观。两人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凭君料理花问课,莫负当初我。”世事纷扰,唯有琴棋书画、写诗论道才是人生真谛。饱读圣贤书的风流才子是不会与那些蝇营狗苟之人同流合污的。刚好,顾贞观与纳兰想的一样。两人一拍即合,惺惺相惜。纳兰知道,顾贞观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良人。于是,他把自己多年以来的心血,交付给了他。只因他们有这份难能可贵的默契。
“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看犁。”“鸡犬上天梯”,此是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的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纳兰讽刺着那些趋炎附势登上高位的小人。黄庭坚年轻时喜欢写些词风香艳的词,有个和尚法云斥责他说:“你写这些下流的东西,教唆世人,有伤风化.将来是要堕入地狱的。”黄九和秦七显然是顾贞观和容若的自况。我们不追求功名利禄,填词作乐,让那些小人们升天去吧,我们宁愿下地狱也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瘦狂和痴肥是南朝沈昭略的典故。沈昭略为人旷达不羁,有次他喝了酒,遇到王约,嘲笑道:“你就是王约么?为什么又肥又痴?”王约反唇相讥:“你就是沈昭略?为什么又瘦又狂?”沈昭略哈哈大笑道:“瘦比胖好,狂比痴好。”纳兰在此是断章取义,以“瘦狂”指自己和顾贞观,而“肥痴”之人,则是那些追逐荣华富贵的小人。此时的纳兰没了往日的多愁善感,他豪迈地说:你们这些愚钝的肥痴之人,也配笑话我们么?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这句更是嘲讽。多病指纳兰自己,长贫则是顾贞观。他们这两个贫病交加的人,为痴肥们所嘲笑。然而,我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岂是你们这些小人们能懂的呢?你们尽管追名逐利去吧,我们丝毫不在意这些浮华的东西。
这首词写得旷达不羁,慷慨激昂,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豪迈之气。纳兰尖刻地讽刺了那些世俗小人,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气节。
纳兰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性情中人,确实不该存在于这样一个追逐风尘的时代。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结局。
此为咏物词。词中借咏和风细雨中盛极一时、风情万种的柳枝,塑造了虽青春年少、红极一时而终归要红颜老去、潦倒落拓的歌妓舞女形象,表达了词人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风尘女子的同情和关注,同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借助形象上的比拟与联想,将物与人的命运浑然一体地交织一起,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上片借柳喻人,以风流蕴藉、温馨旖旎的春风杨柳象征歌妓舞女年轻时的生活和形象。起首一句点明时令。“碧城”是丛丛柳树的形象化比喻。此句从容自而又明快轻灵,给人以和煦的春风飘然而至的感觉,而“碧城”的字面又造成重翠叠碧的视觉印象,故虽平直叙起,却有鲜明的形象感。次句“绿相迎”应上“到碧城”,不仅画出了柳枝迎风飘拂、如有情相迎的动人意态,突出了和风的化煦作用,也传出词人面对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景象时欣喜的心情。第三句“舞烟眠雨过清明”以概括之笔收结上片。柳枝暮春的晴烟轻霭中飘舞,暮春的霏霏丝雨中安眠,梦一般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清明三月天。过片巧妙地以眉和柳叶将物与人联系起来。美人对镜梳妆,爱把双眉画成柳叶的形状,歌楼宴席上演唱的清歌也用柳枝作为曲名。词人巧妙地借柳叶眉、《柳枝》曲的流行来渲染柳枝的声名。结句点明主题,情深意切,希望霜霰莫打杨柳,实际上是说歌妓舞女到人老珠黄时备受摧残,寄托了词人对她们的同情。总之,此词借柳喻人,寄托了作者对不幸女子的深切同情,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