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帝喾的妃子,是邹屠氏的女儿,经常乘风而行,邀游在伊水和洛水的上空。帝喾与她相遇,娶为妃子。邹屠氏女常常做吞食太阳的 (奇怪的) 梦,每次梦完就生下一个儿子,连着做了八个梦,生了八个儿子,世人称他们为八神,也叫八翌、八英、八力。
注释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陶渊明于秋天的诗常常是豁达的,独在此诗中的秋天显得格外凄凉肃杀,细究其原委,也能略知其一二。陶渊明此次参加王弘的宴请时本来就面色苍白,身体虚弱,席间又婉拒王弘以名贵药材相赠的好意。强支病体送客是其心境萧疏的一个原因,虽然是送他们为官赴任,但渊明所重的是彼此间的友情。重要的还有这是刘宋新朝的第一个秋天,在陶渊明看来,自然是凄风苦雨。“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瞻夕欣良宴,离言聿云悲”,在双重感伤的压力下,陶渊明的心情黯淡,看着山涧中的寒气云蒸而起,孤独的游云四处飘荡,无所依傍,水中洲渚虽寄托了无尽的缅邈情思,无奈终将人各两地,丰盛的送别晚宴上,浸满了离别的哀伤。最后写到清晨飞出的鸟儿陆续回巢,夕阳渐渐收起最后一抹余辉。离别时间已到,最终席中之人“醉不成欢惨将别”,各奔前程。“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注目行舟渐行渐远,最终也不过是这份感情随着自然变化而暗淡以趋于消亡。尽管此时心情颇为沉重,但诗人性格中达观的一面又在结尾处表现出来,在一个连死都不以为意的达观者那里,更不会为离别所累。
这首诗层次秩然,共四层:时间(兼点题)、地点、宴会、离别。前八句景语,后八句情语,淡而有味。诗人将诗中将凄厉肃杀的秋景同感伤悲愁的别绪融为一处,层层渲染,情感真挚,既表达又惜别之情,也传达出诗人旷达的情怀。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