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九歌·大司命》是屈原的所做的祭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是组曲《九歌》中的一篇，是《九歌·少司命》的姊妹篇。大司命是先秦时代中国传说中的神，是掌管人的寿夭之神。其中大司命的主巫的唱辞，既有他的自述，也有他对少司命的唱辞。通过这些唱辞，描绘出了大司命威严、神秘、忠于职守、 督察人的善恶、握有生杀大权的形象。形神毕肖，准确的写出了大司命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或作者屈原对生与死、个人的生死命运与其善恶修为关系的认识及对大司命神的敬畏之情。折疏麻兮瑶华之后则是少司命的唱词，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形象在篇中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主死 的大司命威严、神秘、令人敬畏；主生的少司命亲切、爱人、令人爱戴。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是大司命的唱词，这两句是说，大开天门，我驾起滚滚的乌云，令旋风为我开路，令暴雨为我洒尘。这里写大司命的上场，从开天门的叙述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天神地位，从以黑云为乘，令旋风为先驱和暴雨洒尘的清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权威，他的威严，他的冷酷和可怖。吉神降临往往有祥云为伴，有满堂的芳香，凶神的降临往往伴有黑云、狂风和暴雨。死对常人来讲是可怕的，而掌管人寿命的大司命在人心目中自然也是可怕的凶神。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这两句是说你从天上盘旋而下，我则跨越空桑山与你相随通行。大司命是受了迎神女巫的礼祭从天而降的。而迎神女巫的追求则是出于对大司命的爱恋。先民的娱神的目的往往是通过男女情事来达到的，这一手段同样适用于人对大司命神的祭祀。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纷扰扰的九州众生，为何其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面对迎神女巫的追求，大司命高傲地亮明自己的权威与身份，带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一一这或许就是人神离别的根本原因。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高高地飞呀缓缓地飞，乘着天地间的正气，驾驭着阴阳二气的变化。我与您并驾齐驱，引导您到九冈山去。她顺承大司命自炫的心理，一方面赞项了神的功德无量，一方面表现了对神的虔诚恭谨。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我穿的神衣随风轻轻飘舞，我佩戴着长长的玉饰。我时隐时现、变化无常，我的所作所为，平凡人都莫知其详。这里仍是大司命夸耀其衣饰华美、神力非常的目炫之辞。至此，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神秘莫测的大司命形象已塑造完成。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谓采摘美丽如玉的花朵，将把它送给即将离别远去的大司命。人已经渐渐地进入老境，若不多加亲近，就会变得更加疏远。它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崇敬、依恋，也表现了因年纪既老而情意愈疏的悲伤，流露了冀幸延年的情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说：“神以巡览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其麻华，将以备别后之遗。以其年已老，不及时与神相近，恐死期将及，而益以琉阔也。盖诉而寓祈之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乘龙兮磷磷，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这仍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大司命驾着滚滚的龙车离去，他高飞远举，直冲云天。我手持编好的桂枝久立凝望，越是想念他啊越是忧愁悲伤。上四句从抒清主体的角度，言因感于老境渐至却不能愈力睐近而有折疏麻以挽留之举，重点抒写了迎神女巫的复杂情感；而此四句则从另一角度，写大司命全然不顾迎神女巫的挽留，乘龙冲天而去，既表现了大司命的冷酷无情，又表现了迎神女巫的痴情与忧愁。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这仍是迎神女的唱辞。谓神已离去使人忧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愿自今而后事神之心不减。本来人的寿夭是有定数的，难道是由人神的离合可以改变的么？这是神去之后迎神女巫的自我宽解之辞：既然人的命运由天而定，又何必苦苦追求，又何必因与神的离合而徒增忧伤呢？从表面来看，作品以这样的口吻作结，显示了迎神女巫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展示了她既现实又乐观的性格。但仔细品味，其中却充满了追求不得的失落和惘怅，流露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
作品以对话和独白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大司命和迎神女巫（追求者）的形象。在大司命与迎神女巫的对话中，重点突出了大司命冷酷无情、自命不凡、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均自大司命口中说出，又带有明显的自炫性质。同时，在对话中还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虔敬与崇拜，表现了互目寸神的热爱与追求。但二者的对话却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不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对答，而是大司命一方只顾炫耀自己的威灵和神秘，迎神女巫乘势表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与追求，反映出地位尊卑的殊异。而这样的对话形式，更有利于对大司命性格的塑造。在迎神女巫的独白中，则主要突出了迎神女巫的痴情和惆怅，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这种种情感均以独白的方式说出，更加重了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乎引唐色彩，将一个“终被无情弃”的女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哀怨动人。
作品寄慨遥深，富有寄托。先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观照了草木的零落，也观照了自我的衰亡。他们将自己生死无常、寿夭不齐的抽象思考，塑造成为具体可感的大司命神的形象，并在迎神、送神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这就是民间《九歌·大司命》的原始意图。当诗人屈原利用这一形式抒发情感的时候，他则在人神离合的情节中，寄寓了自己君臣离合变化的情思和希冀，以及追求不得的失落与惆怅。而其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与《离骚》中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情感何其相似！“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味又复相同；“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与“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同是遇合难成的牢骚与无奈。
此词是刘克庄为规劝林姓友人而写的一篇佳作。饮酒狎妓，原是文人津津乐道的快事。但时值国运衰颓，时势艰危，词人早已没有了心思。因此对林姓友人的纵酒狎妓生活深感惋惜和遗憾。因而写词予以规劝，颇具辛派词人特色。
词的上片极力描写林的浪漫和豪迈。“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言其久客轻家。“长安”借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年年驰马于繁华的都市街头，视客舍（借指酒楼妓馆）如家门而家门反像寄居之所，可见其性情之落拓。“青钱换酒日无何，红家呼卢宵不寐”则具言其纵情游乐。二句盖从杜甫《逼侧行赠毕四曜》“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及晏几道《浣溪沙》“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家夜呼卢”等语化出。“无何”即无事，“呼卢”指赌博。日夜不休地纵酒浪博，又可见其生活之空虚。
作者在其它词作中也提到过这位林姓朋友的狎妓纵欲生活，可以互参。如此描写，表面上是对林的豪迈性格的赞赏，实际上则是对林的放荡行为的惋惜。
下片就点对林的规箴。“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二句对举成文，含蓄地批评他迷恋青楼、疏远家室的错误。妻子情真意切，忠实可靠，妓女水性杨花，朝秦暮楚，一点也不值得信赖。结末“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二句熔裁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及《水调歌头。送施密圣与帅江西》“同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等句意，热情而严肃地呼唤林某从偎红倚翠中解脱出来，立志为收复中原建立一番功业。“水西桥”是当时妓女聚居的一个地方，“莫滴水西桥畔泪”即不要同那些妓女们混在一起，洒抛那种无聊的伤离恨别之泪。这样的规箴，辞谐而意甚庄，“旨正而语有致”（《艺概》评后村词语）。末二语尤见壮心，“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语）。
总之，这首词的情感格调是非常高的。词中充满着一种高扬的爱国主义激情，对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极其不屑，让人读后击节佩赏。其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气劲辞婉，中刚外柔。作者对他这位朋友的荒于狎妓是非常惋惜的，从篇末二句一扬一抑的情感落差来看，甚至颇有点愠怒。但用来表达此种惋惜和愠怒的言语却十分委婉，心中激昂慷慨，笔下温厚和平，摧刚为柔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此词章法亦甚精巧，上片写人，下片致意，既各有所重，又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