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李白这首诗是初婚后与妻戏谑之词，伉俪之情由此可见端倪。虽是一首小诗，却写得生动活泼，用每日斋戒的太常和每日烂醉的自己相对应，充满谐趣。
在某一次酒醒过后，醉眼朦胧的李白看到正在身边服侍的妻子，心中埋藏已久的愧意顿生。于是他深情地对妻子说：你看我天天烂醉如泥，还要你服侍。我李白虽然名声在外，可是你嫁给我这个“酒鬼”丈夫又得到了什么呢？与嫁给那古板的、不懂生活情趣的太常为妻又有什么区别？李白为自己日日烂醉而后悔，为妻子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而抱歉，他以自嘲的口吻说出来，幽默又很有情趣，表现了诗人对妻子深深的内疚。
全诗共四句，却三句都从典中引出，而又不觉是用典，朴素自然，平实如话，自然流畅。全诗反映了诗人不得志时借酒浇愁的情形,同时也有几分对妻子的愧疚。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