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无远游志，困此万山裹。
坐阅腰包中，未接话已堕。
翩然问知津，九仙入风柁。
冥冥荔枝浦，华屋纷砐硪。
邂逅傥逢渠，周旋宁作我。
闭门造车语，虽陋佛所可。
他年笑相视，此计无乃左。
岂无远游志，困此万山裹。
坐阅腰包中，未接话已堕。
翩然问知津，九仙入风柁。
冥冥荔枝浦，华屋纷砐硪。
邂逅傥逢渠，周旋宁作我。
闭门造车语，虽陋佛所可。
他年笑相视，此计无乃左。
刘禹锡曾在偏远的南方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贬谪生活；这首诗可能作于贬所，因秋风起、雁南飞而触动了孤客之心。诗的内容，其实就是江淹《休上人怨别》诗开头两句所说的“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但诗人没有在客心上多费笔墨，而在秋风上驰骋诗思。
诗以“秋风”为题；首句“何处秋风至”，就题发问，摇曳生姿，而通过这一起势突兀、下笔飘忽的问句，也显示了秋风的不知其来、忽然而至的特征。如果进一步推寻它的弦外之音，这一问，可能还暗含怨秋的意思，与李白《春思》诗“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句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秋风之来，既无影无迹，又无所不在，它从何处来、来到何处，本是无可究诘的。这里虽以问语出之，而诗人的真意原不在追根究底，接下来就宕开诗笔，以“萧萧送雁群”一句写耳所闻的风来萧萧之声和目所见的随风而来的雁群。这样，就化无形之风为可闻可见的景象，从而把不知何处至的秋风绘声绘影地写入诗篇。
前两句诗，合起来看，可能脱胎于屈原《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和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而可以与这两句诗合参的有韦应物的《闻雁》诗：“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但韦诗是以我感物，以情会景，先写“归思”，后写“闻雁”。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指出，这样写，“其情自深”，如果“倒转说”，就成了一般人都写得出的普通作品了。但是，诗无定法，不能执一而论。这首《秋风引》前两句所写的秋风始至、鸿雁南来，正是韦诗后两句的内容，恰恰是把韦诗倒转过来说的。它是远处落想，空际运笔，从闻雁思归之人的对面写起，就秋风送雁构思造境。至于韦诗前两句的内容，是留到篇末再写的。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把笔触从秋空中的“雁群”移向地面上的“庭树”，再集中到独在异乡、“归思方悠哉”的“楚客”，由远而近，步步换景。“朝来”句既承接首句的“秋风至”，又承接次句的“萧萧”声，不是回答又似回答了篇端的发问。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而随处存在，此刻风动庭树，木叶萧萧，则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
“孤客最先闻”诗写到这里，写足了作为诗题的“秋风”，诗中之人还没有露面，景中之情还没有点出。"孤客最先闻。”才画龙点睛，说秋风已为“孤客”所“闻”。这里，如果联系作者的另一首《始闻秋风》诗，其中“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两句，倒可以作“闻”的补充说明。当然，作为“孤客”，他不仅会因颜状改变而为岁月流逝兴悲，其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首诗主要要表达的，其实正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但妙在不从正面着笔，始终只就秋风做文章，在篇末虽然推出了“孤客”，也只写到他“闻”秋风而止。至于他的旅情归思是以“最先”两字来暗示的。如照说，秋风吹到庭树，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听到，不应当有先后之分。而惟独孤客“最先”听到，可以想见，他对时序、物候有特殊的敏感。而他如此敏感的原因。这就是对“最先闻”的解释。这些评语都称赞这一结句曲折见意，含蓄不尽，为读者留有可寻味的深度。从全诗看来，却必须说“不可闻”，才与它的苍凉慷慨的意境、高亢劲健的风格相融浃。两个结句，内容相似，一用曲笔，一用直笔，却各尽其妙。对照之下，可悟诗法。
这首诗借景抒情，主要表达的其实是这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它说明秋风的来去虽然无处可寻，却又附着它物随处存在，风吹树动，萧萧木叶，那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了。
诗借咏隋炀帝行宫，讽谕时政。首联“此地”，即指炀帝行宫。炀帝于此玩美女、杀无辜，极尽荒淫残暴之能事。但曾几何时，一个广袤四海的美好江山，便付诸东流了。开篇以反诘句陡峭而起：“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人言“浮云流水”转眼而逝，但不能赶上隋炀帝败亡的速度。这“竟如何”三字，尽情地嘲弄了这个昏君的迅速亡国。这种寓严肃于调侃的笔法，最为警策。
颔联转入对炀帝罪行的控诉：“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此联之妙，在于实景寓意。以实景论，它是写行宫的破落、荒凉，宫内早已空无一人。从这情景中也清楚地看到了炀帝的荒淫残暴。“香销”，香销玉殒，蛾眉亡身；而且已是“南国美人尽”。为了满足一己的淫欲，搜罗尽了而且也毁灭尽了南国的美女，真是罪恶滔天。“怨入”承上句，主要写“美人”之怨。美人香销，其怨随东风入而化为芳草；芳草无涯，人怨无边。这就把抽象的感情写成了具体而真实可感的形象。如为一般郊野旅游，“东风芳草”自然不失为令人心旷神怡之景；但此处为炀帝行宫，这断瓦颓墙，芳草萋萋，却是典型的伤痍之景；这萋萋的芳草，犹含美人怨魂的幽泣。“多”字更令人毛骨悚然。
颈联写出宫所见。炀帝喜柳，当年行宫之前，隋堤之上，自是处处垂柳掩映。而此时是“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尽波。”“空”，空有，无人欣赏；“露叶”，露珠泛光之叶。上句以残柳“点缀”行宫，自见历史对其暴政的嘲弄；“露叶”冠以“空”字，自见诗人慨叹之情。下句，尽波浩浩，川水渺渺，空余堤柳，龙舟不在。且各冠以“残柳”和“夕阳”，给晚照之景笼上一层凄凉黯淡的色彩。这里虽无一讥讽语，却得思与景偕、物与神游之妙。
尾联回应诗题，却不是直吐胸中块垒。《乐府指迷》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语结情最好。”这“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就是“以景语结情”。它既切合咏“炀帝行宫”之意，又扣紧讽晚唐当世之旨。“行人”，作者自指，诗人游罢行宫，自然地想起这些广陵（即扬州）旧事──由于炀帝的荒淫残暴，激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末次南游，酿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不久隋朝即告灭亡。但诗之妙，却在于作者写得含而不露，只写诗人“遥起广陵思”的情怀；所思内容，却留待读者去想象，去咀嚼。只见诗人沉思之际，在这古渡明月之下，又传来了琅琅渔歌。作者亦不明言棹歌的内容是什么。但联系诗人“喜谈今古”、“深怨唐室”的身世，自然地使人想到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兮我独清，众人皆醉兮我独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古贤和隐者的唱答，也正是诗人此刻的心声；从而将咏古和讽今融为一体，以景语完成了诗的题旨。
此诗之可贵，在于诗人咏古别具一格，写得清新自然，娓娓动听，挹之而源不尽，咀之而味无穷。全诗共八句，句句是即景，句句含深意；景真、情长、意远，构成了此诗特有的空灵浪漫风格。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