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菊花是似菊而小的黄色小花,与菊花相比,它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诗人却给了它诗情画意,让它在诗坛上占一席之位。
诗的前半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写。“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所指的秋菊是菊而不是野菊。重阳有赏菊的习俗,两句写野菊在世默默无闻,既未被文人采用以登上文坛,更未受世俗钟爱。“况”字使次句的语气紧连首句,有更进一层的意思。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两句,既写形态又写精神,对野菊的姿色、芳香和品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在野”与“在庭”相对。因不为人赏识,便任其在野自生自灭。不似一般之菊在庭院中有人着意栽培。这也许是野菊的憾事,但诗人却把这看成是快事,因为它可以避免栽培人的束缚剪裁与观菊者的诸多采摘,即不受人们的干扰,因而显得幽闲自若,别有丰彩。以至于诗人面对着它,“任是无情也动心”,情不自禁地要采来观赏——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半山碧”写出野菊生长、繁衍的旺盛,也表现野菊的生活环境是在野外山上。“已晚”写时间,“便忙”写情状。诗人旅途之中到了傍晚,本该忙于归宿,但山中野菊的丰姿与妙香,逗得诗人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要去折取一枝来加以观赏,诗写至此,已流露出对野菊的浓厚兴趣,而尾联更以写野菊花的自豪感来进一步表达对它的赞美: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陶渊明酷爱菊花,于宅边东篱下种菊颇多,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这两句是说,野菊花一定冷笑那些篱边的黄菊——它们正向陶渊明一类的诗人邀宠,以取得诗人吟赏的荣光。言下之意,诗人们的眼光只向着庭菊,并不转向野菊;而野菊自有不邀宠争光的品行,对那些邀宠争光的庭菊不屑一顾,惟以冷笑置之。
在无人看重的情况下,幽闲自得,不减妙香,不慕赏识,有意将它与菊花对比,并倾注了自己的关切赞美之情。这也许另有所指。诗写得脱俗、婉转、流畅,给人很深的印象。在大量的咏菊诗中,这是颇有独创性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给文人骚客做干粮,更不肯随流俗在重阳节被俗人赏识。
正因作在野外更有清幽淡色。哪肯因作无人,减掉自己的幽香。
已是傍晚时分,在绿色的半山腰中与野菊相逢。即使匆忙也要折一枝淡黄的野菊。
野菊花也许会冷笑那些家养的菊花,因作家菊们竟然向陶渊明寻求恩宠。
注释
骚人:屈原作《离骚》,因称屈原为骚人。后将骚人墨客称那些风雅文人。
糗粮:干粮。指被文人赏识。糗,炒熟的米、麦等谷物。
政缘:正因为。政,即“正”。
肯为:怎肯因为,难道因为。
黄:指黄菊。
东篱族:篱边人种的菊花。
这首诗作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是年四月,拿干薪到了截止期限。五月,召赴杭州,辞;六月,奉旨不许,再辞;八月,除焕章阁待制(仍是虚衔),再与祠禄。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言志之作。
野菊花是似菊而小的黄色小花,与菊花相比,它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诗人却给了它诗情画意,让它在诗坛上占一席之位。
诗的前半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写。“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所指的秋菊是菊而不是野菊。重阳有赏菊的习俗,两句写野菊在世默默无闻,既未被文人采用以登上文坛,更未受世俗钟爱。“况”字使次句的语气紧连首句,有更进一层的意思。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两句,既写形态又写精神,对野菊的姿色、芳香和品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在野”与“在庭”相对。因不为人赏识,便任其在野自生自灭。不似一般之菊在庭院中有人着意栽培。这也许是野菊的憾事,但诗人却把这看成是快事,因为它可以避免栽培人的束缚剪裁与观菊者的诸多采摘,即不受人们的干扰,因而显得幽闲自若,别有丰彩。以至于诗人面对着它,“任是无情也动心”,情不自禁地要采来观赏——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半山碧”写出野菊生长、繁衍的旺盛,也表现野菊的生活环境是在野外山上。“已晚”写时间,“便忙”写情状。诗人旅途之中到了傍晚,本该忙于归宿,但山中野菊的丰姿与妙香,逗得诗人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要去折取一枝来加以观赏,诗写至此,已流露出对野菊的浓厚兴趣,而尾联更以写野菊花的自豪感来进一步表达对它的赞美: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陶渊明酷爱菊花,于宅边东篱下种菊颇多,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这两句是说,野菊花一定冷笑那些篱边的黄菊——它们正向陶渊明一类的诗人邀宠,以取得诗人吟赏的荣光。言下之意,诗人们的眼光只向着庭菊,并不转向野菊;而野菊自有不邀宠争光的品行,对那些邀宠争光的庭菊不屑一顾,惟以冷笑置之。
在无人看重的情况下,幽闲自得,不减妙香,不慕赏识,有意将它与菊花对比,并倾注了自己的关切赞美之情。这也许另有所指。诗写得脱俗、婉转、流畅,给人很深的印象。在大量的咏菊诗中,这是颇有独创性的。
这首诗主要描写征戍者在军中听乐观舞所引起的边愁。
前三句极写边愁。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奏出新的曲调,但不管怎么变换,在内心充满思亲怀故愁绪的人听来,似乎“总是”在弹奏出“关山”别离的悲歌苦调,徒增心中纷乱的“边愁”和“不尽”的“别情”。诗歌至此,已将愁说尽,不能自已,再深掘愁思,已无余地。如何作结,更见功力。
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结语施以奇笔,突奏异响,以“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伟壮阔之景,将征人浓郁的边愁一笔撇开,而翻出豪宕情怀。此句虽为景语,但诗人融情于景,在秋风朗月的广漠背景下,遥望长城万里的壮丽河山,使征人由对其热爱而意识到自己保卫河山的神圣职责,个人的区区“边愁”就不足挂齿了,从而使征人忠勇爱国的高旷情怀在壮丽之景的展示中得到完美体现。
此诗构思新颖,多次转折,前三句与结句是一大转折,其中“换新声”与“旧别情”为一小转折,“总是”二字状愁绪的强烈,亦颇传神。这不仅使诗歌奇想层出,亦表现出诗人“绪密而思清”(《新唐书·王昌龄传》)的艺术特色。
此诗载于《全唐诗》第三百七十五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霍松林教授认为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终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
韩愈在《荐士》诗里说孟郊的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硬语”的“硬”,指字句的坚挺有力。这首《游终南山》,在体现这一特点方面很有代表性。
就实际情况说,终南尽管高大,但远远没有塞满天地。“南山塞天地”,的确是硬语盘空,险语惊人。这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身在深山,仰望,则山与天连;环顾,则视线为千岩万壑所遮,压根儿看不见山外还有什么空间。用“南山塞天地”概括这种独特的感受,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非常“妥帖”。
日和月,当然不是“石上生”的,更不是同时从“石上生”的。“日月石上生”一句,的确“硬”得出奇,“险”得惊人。然而这也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日月并提,不是说日月并“生”;而是说作者来到终南,既见日升,又见月出,已经度过了几个昼夜。终南之大,作者游兴之浓,也于此曲曲传出。身在终南深处,朝望日,夕望月,都从南山高处初露半轮,然后冉冉升起,这就像从石上“生”出来一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杜甫的“四更山吐月”,都与此同一机杼。孤立地看,“日月石上生”似乎“夸过其理”(《文心雕龙·夸饰》),但和作者“游”终南山的具体情景、具体感受联系起来,就觉得它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当然,“险”“硬”的风格,使它不可能有“四更山吐月”“海上生明月”那样的情韵。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两句的风格仍然是“奇险”。在同一地方,“夜”与“景” (日光)互不相容;作者硬把它们安排在一起,突出一个“奇”字。但细玩诗意,“高峰夜留景”,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夜幕笼罩之后,终南的高峰还留有落日的余辉。极言其高,又没有违背真实。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插遥天”、“出云表”之类的说法来表现山峰之高耸。孟郊却避熟就生,抓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夸张,就在“言峻则崧高极天”之外另辟蹊径,显得很新颖。在同一地方,“昼”与“未明”(夜)无法并存,作者硬把二者统一起来,自然给人以“险”的感觉。但玩其本意,“深谷昼未明”,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洒满阳光之时,终南的深谷里依然一片幽暗。极言其深,很富有真实感。“险”的风格,还从上下两句的夸张对比中表现出来。同一终南山,其高峰高到“夜留景”,其深谷深到“昼未明”。一高一深,悬殊若此,似乎“夸过其理”。然而这不过是借一高一深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于以见终南山高深广远,无所不包。究其实,略同于王维的“阴晴众壑殊”,只是风格各异而已。
“长风驱松柏”,“驱”字下得“险”。然而山高则风长,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向一边倾斜,这只有那个“驱” 字才能表现得形神毕肖。“声”既无形又无色,当然不能看见它在“拂”。“声拂万壑清”,“拂”字下得“险”。然而那“声”来自“长风驱松柏”,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在飘拂,也都在发声。说“声拂万壑清”,就把万顷松涛的视觉形象和万壑清风的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了。
这六句诗插在这中间的两句,以抒情为主。“山中人自正”里的“中”是“正”的同义语。山“中”而不偏,山中人“正”而不邪;因山及人,抒发了赞颂之情。“路险心亦平”中的“险”是“平”的反义词。山中人既然正而不邪,那么,山路再“险”,心还是“平” 的。以“路险”作反衬,突出地歌颂了山中人的心地平坦。
硬语盘空,险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终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的人邪心险。以“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