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编在《江东集》，是作者在建康任江东转运副使期间出行今皖南一带时所作。池州，今安徽省池州市，唐代诗人杜牧曾于其地任刺史，作《九日齐山登高》诗，诗题中“齐山寺”，当即后世为纪念杜枚而建。

　　“我来秋浦正逢秋，梦里重来似旧游。”起联点明来秋浦(即池州)的时间和自己对这里的向往。首句叠用“秋”字，格调清爽流利，表现出轻松喜悦的心情；次句说自己早就向往秋浦，魂梦中曾到此地；这次来到池州，宛如梦中重来，游历故地了。以实为梦，以新游为旧游，写出对此地的亲切感情。

　　“风月不供诗酒债，江山长管古今愁。”风月，指自然风景，与下句“江山”对文义近。颔联就池州美好的江山风月抒发感慨。出句说这里的自然胜景老是不能偿付诗酒之债，言下之意是，诗人们为这里的美好景物所吸引，经常把它作为灵感的源泉和诗材的渊薮，以致供不应求。本来是平常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便倍觉新颖而隽永。对句说，此间壮美的江山，古往今来，长久地牵系着诗人有感于国运盛衰、人事代谢的愁怀。说“长管”，正见盛衰代谢的古今相续。这一联将江山风月与古今人事相联系，有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之感，于是引出下一联。

　　“谪仙狂饮颠吟寺，小杜倡情冶思楼。”颈联承上“诗酒”，分咏李白、杜牧在池州活动的两处遗迹。被称为谪仙人的李白以豪饮著称，他曾到过池州，作有《秋浦歌十七首》诸作；杜枚作过池州刺史，他的生活放荡不羁，多有抒写艳情之作，故说“倡情”。两句是说，李谪仙往年狂饮之处，后来建造了颠吟寺，杜牧之昔日冶游之处，后来建造了冶思楼。这一联概括池州胜迹，造语工巧而自然。

　　“问着州民浑不识，齐山依旧俯寒流。”两位大诗人当日的文采风流，如今问起当地州民，竟浑然不晓，只有那诗人登临过的齐山，依旧俯视着寒流。春秋时，齐景公曾登牛山，北望临淄，想到人生难免一死，不由泣下沾襟。杜牧生性旷达，反其意而作《九日齐山登高》，说:“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而今，登齐山的古人固然长已矣，即便是他们身后之名，也已寂然。可见，不仅“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且死后之名是否能“千秋万岁”，也大为靠不住。此联暗用杜牧诗意，翻进一层，一结苍茫悠远。

　　李白此诗，袭“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之旨，设为男女叙情之辞，而从女方着笔。鲍照《夜坐吟》以“冬夜”起兴，此诗亦然。“冬夜”、“沉吟”两个七字句，言“坐吟”之时与地。时：“冬夜”；地：“北堂”。“冬夜”自然寒冷，而“北堂”为甚。“冬夜”之长，原不须因寒而后觉知，诗人说“夜寒觉夜长”，盖以寒之难受而更觉其长也。然而，诗中主人公不顾寒之甚，仍然坐“北堂”沉吟，而且久坐，究竟“沉吟”什么，诗里没有说，也不必说，读下去，自然会明白。“冰合”、“金缸”句，仍为两个七字句，但换了韵。诗，一般地说，换韵便换意。此处亦然。“水合井泉”，承“夜寒”而来；“月入闺”、“金缸青凝”（一作“青光凝明”），承“久坐”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中主人公更悲不自胜，已由“沉吟”而“悲啼”了。究竟为什么，诗仍然没有说，需要继续往下读。“金缸灭，啼转多”。韵换，句式亦换，七字句已换为三字句，节奏显得更迫促了。时间更往前移，“金缸”灭了；不用说，月也斜了。诗中主人公的情绪，不但“悲啼”，而且“啼转多”了。为什么，诗仍然没有说，还要继续往下读。“掩妾泪，听君歌”。韵和句式都未变，但诗中主人公的情绪却变了。她已是掩泪听歌了。歌里说些什么，诗没有说，但它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惊人的。它一下就改变了诗中主人公那种悲不自胜的情绪，把她“转多”的“悲啼”一下就镇住了。这显示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但这歌为什么能产生这样一个效果，诗没有说，还要继续往下读。下面，又是两个三字句：“歌有声，妾有情”。韵变而句式未变。如果说，上面两个三字句，语似平缓而意却顿变，那么，这两个三字句，语与意都可说是顿变。诗就是这样逐步向其重心折进。这是诗人的富有特色的精心结构。从这六个字已可望到诗里感情浪潮的高峰，接近上面伏下的问题的答案。原来，诗中主人公的“沉吟”、“悲啼”以至于“啼转多”，乃是未能获得爱情的痛苦所致，而这歌声里却有一种与“妾情”相通的东西，它把诗中主人公从沉痛中唤醒。这就是情，情的力量。真是“何物人间情一点”，简直可以贯金石而俱穿。接着，诗中写出这种情的特点：“情声合，两无违。”原来，这是把两颗心完全贴在一起的情，无怪乎它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这也是韵变而句式未顿变。因为这六字与前六字，既紧紧相连，而又有其重要进展。问题的全部答案就揭示在这里。诗至此，似已无话可说了；但作者又翻出了一层新意。这里一个五字句、一个七字句，是从反面来一个假设，言如果歌里有一句不中（入，中、去声）意的话，那么，不管它怎么多，怎样美妙，就像陆机的诗所说：“再唱梁尘飞”，或如刘向《别录》所说：“尽动梁尘”，把屋梁所有的灰尘都惊起来，也就像鲍照的诗所说“万曲不关心”了，不听了。从君，任你。这就从反面强调了感情的可贵在于：真挚、纯洁，不容羼入半点尘埃；否则，就一文不值。

　　这首诗，韵凡四变，句式凡三变。不像鲍照之作，一韵到底，句式不过一变。盖以腾踏之势，步步设疑，层层折进，引人入胜。入后，既揭示其底蕴，又从反面来一笔，把要强调的情强到最高的程度。这是诗的价值。在以前的乐府里是没有过的，也不是鲍照的那首只写到“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的同题之作所能比拟的。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