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诗中描写在江边小亭独坐时的感受。前四句从表面上看，诗人坦腹江亭，心情平静，无意与流水相竞；心情闲适，与白云一样舒缓悠闲，其心境并非那样悠闲自在。五六句移情入景，心头的寂寞，众荣独瘁的悲凉，通过嗔怪春物自私表露无遗。末二句直抒胸臆，家国之忧难排难遣。此诗表面上悠闲恬适，实际则是一片焦灼苦闷。情理兼容，意趣盎然。
首句描写表面看上去和那些山林隐士的感情没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一读三、四两句，区别却是明显的。晚春的季节，天气已经变暖，诗人杜甫离开成都草堂，来到郊外，舒服仰卧在江边的亭子，吟诵着《野望》这首诗。《野望》和《江亭》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从表面看，“水流心不竞”是说江水如此滔滔，好像为了什么事情，争着向前奔跑；而诗人却心情平静，无意与流水相争。“云在意俱迟”，是说白云在天上移动，那种舒缓悠闲，与诗人的闲适心情完全没有两样。仇兆鳌说它“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杜诗详注》）是从这方面理解的，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
“水流心不竞”，本来心里是“竞”的，看了流水之后，才忽然觉得平日如此栖栖遑遑，毕竟没有意义，心中陡然冒出“何须去竞”的一种念头来。“云在意俱迟”也一样，本来满腔抱负，要有所作为，而客观情势却处处和诗人为难。在平时，原是极不愿意“迟迟”的，诗人看见白云悠悠，于是也突然觉得一向的做法未免是自讨苦吃，应该同白云“俱迟”才对了。
王维的诗“流水如有意”，“有意”显出诗人的“无意”；杜甫的诗“水流心不竞”，“不竞”泄露了诗人平日的“竞”。“正言若反”，在作者却是不自觉的。
“寂寂春将晚”，带出心头的寂寞：“欣欣物自私”，透露了万物兴盛而诗人独自忧伤的悲凉。这是一种融景入情的手法。晚春本来并不寂寞，诗人处境闲寂，移情入景，自然觉得景色也是寂寞无聊的了；眼前百草千花争奇斗艳，欣欣向荣，然而都与诗人无关，引不起诗人心情的欣悦，所以他就嗔怪春物的“自私”了。当然，这当中也不尽是他个人遭逢上的感慨，但正好说明诗人的心境并非是那样悠闲自在的。写到这里，结合上联的“水流”“云在”，诗人的思想感情就已经表露无遗了。
杜甫写此诗时，安史之乱未平。作者虽然避乱在四川，暂时得以“坦腹江亭”，到底还是忘不了国家安危的，因此诗的最后，就不能不归结到“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又陷入满腹忧国忧民的愁绪中去了。杜甫这首诗表面上悠闲恬适，骨子里仍是一片焦灼苦闷。这正是杜甫不同于一般山水诗人的地方。
这首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蜀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抑，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自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首句说从遥远的四川，回来一个带信的使者。看似起得平平，道来却也不易。开篇便是“巴蜀”二字，容易使人联想到李白“噫嘘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古代四川的交通困难，早已使“巴”、“蜀”这些字眼染上一层滞重的色彩。因而紧接着的“通归使”也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那样“崎岖不易行”的蜀道居然“通”了，来了一位信使，而他所带的又正是自己朝夕盼望的妻儿的消息，这正是“家书抵万金”。“通”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字眼，但把“巴蜀”和“归使”串联起来，就打上了强烈的感情印记。
“妻孥且旧居”，是作者的内心独白。娇妻幼子，关山阻隔，不知有多久没有互通音讯了，作者想，他们的情况怎样？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面对远道而来的信使，脑海里日夜浮现的妻儿形象都要跳出来了，可是作者却写了这样一句淡而又淡的诗。像是沉吟，像是揣度，又像是自我安慰，一个“且”字，把那种又迫切又犹疑，惊喜慰惧交集，满肚子话要问却欲言又止的心情传达出来了。此时此刻的作者，正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
颔联两句把沉吟犹疑的原因挑明了。作者的心理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形成的。家人分居异地，消息阻塞，祸福不知，一方面盼望消息，一方面对消息反而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生怕会有坏消息传来，特别在战乱年代这种矛盾心理更为突出。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杜甫《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都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写照。陈师道是效法杜甫的，这首诗也受了杜甫诗的影响。
但不管怎样“不忍问”，害怕问，最后总得硬着头皮听消息。一旦获知妻儿都好，平安无事，作者就像久囚遇大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情立刻轻松起来，一扫嗫嚅之态，和信使也有说有笑了。因而“身健何妨远？情亲未肯疏”两句就带有明显的愉快情绪，既是作者对妻儿的安慰，也是一种自我慰藉。只要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那么即便隔山阻水也没有什么了。作者还进一步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夫妻、父子的亲情，绝不会由于分离而疏远、而隔膜。
尽管有淡淡的微笑，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异地分居、不能团圆的严酷现实。所以在最后一联，作者又情不自禁，悲从中来，不能抑制了。他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呢？追根究底，还不是因为科举不顺吗？古代读书人要想飞黄腾达，唯一出路是应试做官。陈师道尽管以孤介自许，实际上也未能免俗。“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顾影自怜，年已老大，愁病交攻，连自己的妻儿都养活不了，想到这些，提笔回信之时，他便洒下了伤心之泪。全诗的思想深度也在此深入一步，由家庭的悲欢离合上升到身世的感慨，对社会不平的怨愤抗议也就意在其中了。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此词上片具体描写了白云山战斗的经过，下片概括了反第二次大“围剿”整个战役胜利的情况。全词气势雄伟，构思巧妙，语言生动形象，运用了具体描绘和概括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同时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开篇的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三句突兀而入，一气贯下，通过对战地景物拟人化的描写，极有声势地渲染了白云山战斗前的紧张的气氛，热情地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杀敌的声威。在这里，词人就以简洁的笔调，形象地描绘出白云山战斗的雄壮场面和根据地军民齐心杀敌的壮烈情景。其中，“云欲立”三字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描写自然景物，衬托了根据地军民对敌人无比仇恨的情绪。“呼声急”三字则写出了山下敌人狂喊乱叫、鼓噪而进的情景。
“枯木朽株齐努力”，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似乎自然界的草木也都愤怒而起，为保卫红色根据地而努力助战。这里，词人用富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写出了红军是得道多助的，反“围剿”战争是感天动地的正义之战。接着，“枪林逼，声将军自重霄入”两句从正面高度概括地写出了当时战斗的情景和军民杀敌的气势，其中的“逼”和“声将军”写出了红军下山时似箭离弦，迅猛异常的气势，表现了红军“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气概。
之后，“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三句生动地描绘了反第二次大“围剿”战斗的战局发展和红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伟大气魄。“横扫千军如卷席”写出了红军疾风迅雷，所向披靡，干净、彻底消灭敌人的英雄气概，“赣水苍茫闽山碧”则写出了这次进军的起止点。随着红军的胜利进军，赣江已远远地抛在后面，迷茫一片看不很清楚，所以说是“赣水苍茫”。而闽山却已呈现眼前，这里丛山峻岭，到处是一片苍翠青绿，所以说是“闽山碧”。从“赣水苍茫”到“闽山碧”，不仅说明红军进军的迅速，而且展现了解放了的七百里大地的壮丽风光，抒发了红军在节节胜利之中觉得赣水也格外茫远，武夷山也特别青翠的喜悦心情，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最后，词人把笔锋一转，在歌颂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赞扬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英雄气概之后，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尖锐地指出了敌人的可悲下场，勾画出蒋介石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遭到惨败后的丑态，表现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鄙视。一个“泣”字，写出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伤心落泪，反衬了红军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战争史诗，是一曲慷慨壮美的人民战争颂歌。全词用入声韵，固然为词牌所规定，但诗人严守着密集使用入声韵的原则，也是服从了战场广阔、战事紧张、战局陡变的表达需要。密集入声韵繁音促节，紧锣密鼓，有如骏马奋蹄，红旗猎猎，奋迅铿锵，力扣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