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
该诗写晚风趁日落减威之际肆虐，“做寒傲冷”，凶暴欺人，诗人却正气凛然，嗤之以鼻“来早一霜谁不知”——你声嘶力竭地狂吼的结果，无非明日早晨降霜有谁不知道。这点小手段早已领教，世人都知。首句写晚日热力减弱，渐衰渐微，与次句晚风施展淫威互为转折与呼应，三四句则又一曲折，嘲笑晚风的一番造作，无非换来“来早一霜”而已，何必那样的豪横相欺。
结尾“谁不知”三字内涵丰富，一笔三意：一者金人明里“议和修好”，暗里亡宋之心不死，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二者作者对迎接金使这一使命心知肚明，该行早有思想准备，泰然处之，绝不有辱使命；三者，向南宋朝廷报警，且不无讽其以降求和、逆来顺受之意。
《戚夫人歌》是汉高祖宠妃戚夫人被囚禁在永巷操杵舂作之时脱口而作的诗歌。此诗唱出了戚夫人悲苦的生活，思子的情怀，以及愤怒的心声。全诗歌辞朴实，明白如话，却哀怨感愤、摄人心魄。
“子为王，母为虏”。《戚夫人歌》这两句平平的开头，实包含了吕后与戚夫人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作为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也曾有过一段昙花一现式的体面和风光：她在刘邦称王汉中以后，常侍左右、深得“爱幸”，竟使“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的原配吕后，也因此日见冷落和疏远；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因为颇有乃父“无赖”之性，不像吕后之子刘盈（后为惠帝）那般“仁弱”，更被刘邦赞为“类我”，几乎取代刘盈立为太子。因为有这样一段关涉帝位的争斗，吕后早就恨透了戚夫人。一当刘邦驾崩，吕后立即下令，将戚夫人囚禁“永巷”（别宫），“髡钳（剃去头发、颈戴铁圈），衣赭衣（罪犯所穿赤褐色衣服）”，罚她操杵舂作。戚夫人贵为高帝之妃、赵王之母，旦暮之间便成了吕后的阶下之囚，反映了汉廷后宫突起的风波何其险恶！《戚夫人歌》开头两句，正以戚夫人母子地位的鲜明对比，唱出了这位贵夫人身陷“永巷”的怨愤和不平。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则紧承起句，进一步抒写戚夫人自朝至暮舂作不息的痛苦境遇。戚夫人当然明白：刘邦一死，刘盈继立为帝，身为“皇太后”的吕雉，是再也不会放过她的了。囚于“永巷”，罚以舂作，不过是为了羞辱她罢了；羞辱过后，还不要致她死命？她实在就是一位迟早待戮的死囚而已！“常与死为伍”一句，酸楚恻怛，使悲愤的唱叹，一下化作绝望的呼号，令人不堪卒听。
《戚夫人歌》从字面上看，句句明白易懂，但具有使人读后感到心情沉重的效果。戚夫人在诗中如泣如诉，字里行间充溢着惨凄忧郁之情。她深感不满的是自己身为藩王的母亲，却在为别人做奴隶，被迫从早到晚不停地舂米，这样的生活好比在死亡的边沿上挣扎，却没有人能把自己这种处境告诉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她多么希望能有人来救她脱出这无边的苦海啊！她在呼喊，在求救，这也是她唯一能采用的呼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