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仅四句二十八字,该诗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
“追凉”,即觅凉、取凉。较之“觅”和“取”,“追”更能表现对“凉”的渴求,杜甫“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羌村三首》其二)诗意可见。但这首诗在艺术处理上却有其独到之处:它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其中有皎洁的月光,有浓密的树荫,有婆娑的竹林,有悦耳的虫吟,以及作者悄然伫立的身影。
第一句貌似平直,其实也有一层曲折:中午时分,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为酷热的时刻,而今,“夜热”竟然与“午热”相仿佛,则“夜热”之甚,可想而知。唯其如此,才引出次句诗人月下独立的形象。“开门”,点出作者原在室内。或许他本已就寝,而因夜里天热的缘故,辗转反侧难以入梦,迫于无奈才出门纳凉。而“明月”,则点出正值“月华皎洁”的三五之夜。这样,作者“独立”的目的,应该说是“追凉”与“赏月”兼而有之,追凉可得体肤之适,赏月则可得精神之快,难怪他要独立不移、执着若此了。
第三句是对周围环境的点染: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见其清幽;“虫鸣”,则见其静谧——唯其静谧,“虫鸣”之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其间,凉意顿生,于是又引出结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一真切、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明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范成大《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取凉》诗亦云:“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生。桂旗俨不动,藻井森上征。”虽设问风从何来,但既然桂旗不动,可见非真有风,殿阁之“微凉”不过因静而生。人们通常说“心静自凉”,其理相若。因此,范诗实可与这首诗参读。
显然静中生凉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意趣,但这一意趣并未直接点明。如果没有“不是风”三字,读者很可能将“凉”与“风”联系在一起。陈衍《石遗室诗话》早就指出:“若将末三字掩了,必猜是说甚么风矣,岂知其不是哉。”然而,这首诗的妙处恰恰也就在这里。作者故意直到最后,才将微露其本意的线索交给读者——既然明言“不是风”,善于神会的读者自当想到静与凉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即又当想到,前面出现的月光、竹林、树荫、虫鸣,都只是为揭示静中生凉之理所作的铺垫。这样,自然要比直截了当地道出本意更有诗味。大概这就是《石遗室诗话》所称道的“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的旨趣。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下稍微站一会。
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
注释
小立:暂时站立住。
全诗仅四句二十八字,该诗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
“追凉”,即觅凉、取凉。较之“觅”和“取”,“追”更能表现对“凉”的渴求,杜甫“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羌村三首》其二)诗意可见。但这首诗在艺术处理上却有其独到之处:它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其中有皎洁的月光,有浓密的树荫,有婆娑的竹林,有悦耳的虫吟,以及作者悄然伫立的身影。
第一句貌似平直,其实也有一层曲折:中午时分,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为酷热的时刻,而今,“夜热”竟然与“午热”相仿佛,则“夜热”之甚,可想而知。唯其如此,才引出次句诗人月下独立的形象。“开门”,点出作者原在室内。或许他本已就寝,而因夜里天热的缘故,辗转反侧难以入梦,迫于无奈才出门纳凉。而“明月”,则点出正值“月华皎洁”的三五之夜。这样,作者“独立”的目的,应该说是“追凉”与“赏月”兼而有之,追凉可得体肤之适,赏月则可得精神之快,难怪他要独立不移、执着若此了。
第三句是对周围环境的点染: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见其清幽;“虫鸣”,则见其静谧——唯其静谧,“虫鸣”之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其间,凉意顿生,于是又引出结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一真切、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明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范成大《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取凉》诗亦云:“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生。桂旗俨不动,藻井森上征。”虽设问风从何来,但既然桂旗不动,可见非真有风,殿阁之“微凉”不过因静而生。人们通常说“心静自凉”,其理相若。因此,范诗实可与这首诗参读。
显然静中生凉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意趣,但这一意趣并未直接点明。如果没有“不是风”三字,读者很可能将“凉”与“风”联系在一起。陈衍《石遗室诗话》早就指出:“若将末三字掩了,必猜是说甚么风矣,岂知其不是哉。”然而,这首诗的妙处恰恰也就在这里。作者故意直到最后,才将微露其本意的线索交给读者——既然明言“不是风”,善于神会的读者自当想到静与凉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即又当想到,前面出现的月光、竹林、树荫、虫鸣,都只是为揭示静中生凉之理所作的铺垫。这样,自然要比直截了当地道出本意更有诗味。大概这就是《石遗室诗话》所称道的“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的旨趣。
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9年),年逾不惑的诗人回乡闲居,夜晚喜欢在故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赋诗,该篇大约作于此时。
诗写得很别致。对于友人的离去,他送过一次之后,离情别绪更加浓烈,于是就趁着友人还没起程,又摆下酒宴安排歌舞,与之“重别”。按照常情,这次相别,一定是两情相依恋恋不舍,“骊歌愁绝不忍听”。但是诗人为了减轻朋友的痛苦,却抢在前面先说:“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秋江离别”,在读书人心中,似乎早就有许多伤情的沉淀,其“难忍之情”恐怕是公认的。何况目下,又是他和李评事遇到的现实。然而诗人却不让说这些,用“莫道”一下子把话题引向他处。说你明日就踏上去往长安的路途,哪里有什么难?既然不难,当然也就不要说什么难了。这话是极巧妙的。友人明日登程,可逗留的时间很短。诗人抓庄这一点,把离别之快转换成了走得容易:把不忍分离之“难”的内涵完全抽去了。这样,“秋江离别”便无“难”可言,且以人们乐意接受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评事的思绪引升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尽欢至醉了,说出来的都是热情话,没有吐出半个愁字。但是不言愁并不等于不存在愁。诗人所以不言,正表明他内心藏着深深的愁情,也正是因为他有愁情,才偏偏让人“莫道”,怕朋友勾起愁绪。而怕朋友愁自己就强压愁绪这种作法又使人感到了昌龄对朋友的一腔挚情。
昌龄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他在芙蓉楼送辛渐,是话别通宵。这次送李评事,是一别再别。同是相别之情,表现方法却不一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先是“寒雨”、“楚云”给蒙上一层愁网,然后在感情逆转中,更显其光明磊落之心;这首“重别李评事”,则是在欢情的推进里显现抑制的别绪。近人刘拜山评论说:“别在明朝,留在今宵,而今宵之缓舞延歌,正为明朝之远别,特见缠绵至深。”这“缠编”之情,说穿了,还是首句中“秋江离别难”的那个“难”字。诗人有意压它,反使它更加明显。看来诗人是很幢得反作用这个理的。
诗以逆振开篇,接下第二句正说“不难”.第三句因“不难”故以吴姬缓舞留醉,第四句既醉则忘情而适意。全诗借第一句逆振取势,语意顺流而下,婉曲的表达出对友人依恋之情。
诗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中度过,其诗亦多隐逸之风,这首《伤农》却是一篇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对封建剥削阶级的奢侈浪费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此联描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红稻”指红色的稻米,不仅清香好吃,且富营养,多供贵族、富豪之家食用。这里不用一碗,而用一粒,便含有农民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才有人们碗中之餐,粮食得来粒粒都含着辛苦之意,用词着意甚深。“牛颔血”,牛在耕田时下巴被套绳磨出血来,突出了劳动的艰苦,然而牛既如此人更不堪,诗人借牛颔血烘托了劳动人民耕种的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和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很是相像。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珍惜劳动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这是两位诗人写作这类题材的诗之共同宗旨。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那些不劳而获、不知稼穑的腐朽奢糜之徒是从来都不懂、也不屑去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的。
“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此联描绘了富贵豪门家的奢侈与浪费。“珊瑚”,珊瑚枝,因它色彩艳丽,且采摘不易,所以它便显得十分名贵,是官宦贵戚家室内部装饰摆设珍品,由此可知,诗中“珊瑚枝下人”指的便是大富大贵人家的男男女女了,他们终日极尽奢华。下句中的“衔杯吐不歇”便是动劳人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红米做成的饭,被他们在纵酒行乐时如同废物一般吐了出来。
白描的手法与鲜明的对比是诗人采用的艺术手法;语言朴素、形式短小,含义深刻是这首诗的特点。这首诗与李绅的《悯农二首》相比,诗意接近,虽不及李诗影响大,但对农民的疾苦是深切同情,对不劳而获的豪富贵族是深表愤怒的。整首诗朴实、直率地写出悲愤交加的感情,有很强的感染力。
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底,表现各异;试听“琵琶”,一到作者手里,即翻作新声,不同凡响。这首词借唐玄宗年间有关琵琶和音乐的典故,抒写北宋沦亡之悲,讥讽南宋小朝廷耽于安乐。全词以弹琵琶为喻,事实上“弹”(谈)的是国家兴亡之曲。
此琵琶,乃檀木所制,尾刻双凤,龙香板为拨,何其精美名贵!“凤尾龙香拨”。这杨贵妃怀抱过的琵琶,它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作者在此,暗指北宋初期歌舞繁华的盛世。而“霓裳曲罢”则标志着国运衰微与动乱开始。借唐说宋,发端即点到主题而又不露痕迹,可谓引人入胜之笔。
“浔阳江头”二句,一转,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事。源自“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白氏在江边关罢“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诗序云“是夕始有迁谪意”,是听了琵琶曲与弹奏女子自述身世之后的所感。词以“最苦”二字概括,表明作者也有同感。“画舸”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句意。作者以白居易的情事自比,并切琵琶,其“天涯沦落”之感亦可知矣。
“记出塞”接连数句又一转,从个人遭遇写到国家恨事。“望昭阳宫殿”等句分明是写一种特殊感情,与当日昭君出塞时去国怀乡之痛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恐怕是在暗喻“二帝蒙尘”的靖康之变。这种写法在南宋词家中也不乏其人。姜夔《疏影》词中亦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郑文焯亦云“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
“辽阳驿使”数句转到眼前的现实。词人怀念北方故土,联想琐窗深处,当寒气袭人时,闺中少妇正在怀念远戍辽阳而杳无音信的征人。她想藉琵琶解闷,结果愈弹愈是伤心。“推手”等句,指弹琵琶,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欧阳修《明妃曲》本此而有“推手为琵却手琶”之句;所弹之曲为《梁州》。《梁州》即《凉州》,唐西凉府所进边地乐曲,梁、凉二字唐人已混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白居易诗:“《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可见其声哀怨。“哀彻”两字加深了悲凉的意绪。“云飞烟灭”已将上文一齐结束,“贺老”句便是尾声。
这尾声与发端遥相呼应,再次强调盛时已成过去,已成为历史。贺老即贺怀智,开元、天宝间琵琶高手,他一弹则全场寂静无声。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定场”即无消息,则“沉香亭北倚栏干”(李白《清平调》)的贵妃面影当然也不可见,这“凤尾龙香拨”的琵琶亦无主矣。故作者云“弹到此”即“鸣咽”不止,写悲慨无穷的国难家愁。
此篇手法新颖,从章法上看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并为姊妹篇,都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典故,而其中皆有一线相连。即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仍觉圆转流丽。由此可联想到唐时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一诗,也是列举古来各种挥泪之事,最后归结为一事。辛词章法可能学自李诗,而又有出蓝之妙。再上溯可找到江淹的《恨赋》、《别赋》,李白《拟恨赋》等类篇章,作者用之以为词,可谓创新。
此词除使用典故多能流转自如外,还显示了辛词的另一特色,即豪放而兼俊美,所谓“肝肠似火,面目如花”者。词中如“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句,不独用昭君出塞之典故,且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的诗意,形象很美,韵味亦深长。又“轻拢慢捻”四字,不独是用白居易诗点出弹琵琶,而好在将闺人愁闷无意绪、心情懒慢的神态也随之描画出来了。“泪珠盈睫”,令人想见那长睫毛闪动的晶莹珠泪,非而见美,更渲染了哀怨气氛,烘托了主题。
前人评辛词曰“大气包举”,所谓“大气”,就是指贯穿在词中那种浓烈的爱国之情,沉郁而激昂。而他的词风却不见粗犷,反倒是思理细腻绵密,语言华丽高雅,虽“用事多”,不嫌板滞。“情”在其中,密处见疏,实中有虚,令人读后有荡气回肠之感。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物抒怀历来是文人骚罢常情,但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写作。稼轩此词,初看不过是有关琵琶典故的堆积,所以有的评家不太看好;但是细推敲来,所用之典皆不是随意捻来,而是用心良苦,所以此词也为真正识家所赞美。
凤尾龙香拨:此句是指杨贵妃所用琵琶。
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霓裳》指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霓裳》曲罢指杨贵妃之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
最苦浔阳江头罢,画舸亭亭待发: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指昭君出塞。昭阳殿,汉朝未央宫中的殿名。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寒窗、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沈云卿《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唐代边防要地,在今辽宁境内。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梁州》,唐代教坊曲,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指唐代琵琶高手贺怀智。
想沉香亭北繁华歇:沉香亭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此词不是风花雪月之笔。开头写唐,实则写宋。作者自比浔阳江罢,有天涯沦落之感。昭阳宫殿已不可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让人联想起靖康之难。读至此,痛感之情不亚于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长安难望,辽阳呢?音信全无!凉州呢?一曲哀彻!汉朝故都,唐代边镇,如今都沦落金人之手!那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游乐的沉香亭,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读此有“黍离之悲”也!
琵琶,好音者看来,乐器也;闺怨者看来,倾诉也;无关者看来,一物也。而稼轩看来却有无限家国之恨!此与碌碌鼠辈之别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