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中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中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中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中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
此诗通过人们在玄都观看花的事,含蓄地讽刺了当时掌管朝廷大权的新官僚。第一、二句写人们去玄都观看花的情景,展示出大道上人欢马叫、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看花回来的人们“无人不道”花的艳丽,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第三、四句表面上写玄都观里如此众多艳丽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还根本没有,离别长安十年后新栽的桃树长大开花了,实则是讽刺当时权贵的。此篇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作者因此又遭贬逐。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闹、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
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
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在白石词中,对梅花的描写总是与其对合肥情人的追忆联系在一起的,这成为白石心中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因此,睹梅怀人成为白石词中常见的主题。
这首《江梅引》正是如此。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之冬,姜白石住在无锡梁溪张鉴的庄园里,正值园中腊梅绽放,他见梅而怀念远在安徽合肥的恋人,因作此词,小序指出:“予留梁溪,将诣淮南不得,因梦思以述志。”说明这是藉记梦而抒相思之作。
上片以悲欢两种不同梦境反映相思之情。“人间”三句,回想起五年前两人依依难舍的惜别场面,这曾在另几首词中提到“拟将裙带系郎船”,“玉鞭重倚,却沈吟未上,又萦离思”。时光流逝,匆匆五年过去,相会仍是无期。看到“翦翦寒花小更垂”的腊梅,相思之情,悄然而生,然思而不见,就只能在梦中寻觅。
“几度”句,写两人欢会梦境。小窗之下,伊人几度进入词人的梦境仿佛当年两人携手出游,荡舟赏灯,移筝拨弦,其乐融融。“今夜”四句,写另一种梦境,“今夜”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词中只好在凄凉的庭院中独自徘徊,却一无所见,不禁悲从中来,以致寒气侵入衾被,也感觉不到。两种梦境相比,前者能给予暂时的安慰,后者却带来无限的伤感。梦境,本来是虚无缥缈的,词人正是借此进一步诉述别后对情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白石写梦,多用提空描写,即不拘泥于对梦境本身的细腻描写,而是化实为虚跳出梦境,重在叙写对梦境的难以言传的独特感受。
下片“湿红”三句,用晏小山词意:“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薄薄香笺,和泪写成,而无限伤心往事,尽在其中;所恨的是书已成而信难通。于是想起伊人当年弹筝情状:“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此时玉颜既不可见,那玉柱斜列如飞雁的宝筝也踪影全无。“无雁飞”,包融有二层含意,一是指伊人不见无人弹筝,另一是无雁传书,音问难通。亦即秦少游所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这一种刻骨相思之情,又能诉与谁人说?
“俊游”四句,通过回忆透露内心的惆怅和伤感。先忆旧日携手同游之地,恐怕巷陌依稀而人事已非,那斜阳枯树,徒然增人悲思,正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再念别时曾指花相约:“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江山,甚时重至。”在送人往合肥诗中,也曾表示后会有期:“未老刘郎定重到,烦君说与故人知。”但此时看来是泛舟同游的旧约已难以实现,这种悲苦的心事也只能深埋于自己的心底了。
“歌罢”两句,用《楚辞》淮南小山赋春草之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眼下冬将尽而草已青,春草萋萋归期何时?一种惆怅迷离之感弥漫心头,无人与说。结尾两句,总收全词,梦已醒,人不归:泪下沾襟,是既恨相见之难,兼以自叹飘泊,自伤身世。白石一生布衣,虽不乏名公臣卿与之交游,但仍多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之感。白石恋情词注重的不是声色描写,也不是行动描写,而主要是反复倾诉一种难言的内心感受,故以蕴藉深挚见长,此词也不例外,可说是落落而多低徊不尽的风致。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