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
上片分两层。前两句为一层,写对杭州风光和长官诗才的赞赏。“钱塘风景古来奇”一句,是对杭州美景的高度概括,涵盖了时、空两个方面,用一个“奇”字点明了它的审美特征。杭州是两个太守做官的地方,从这里落笔来写就十分自然了。接着,由地方写到长官:“太守例能诗。”这句由唐诗“苏州刺史例能诗”变化而来,移用于唐时在杭州交接的新、旧太守,便很精切。旧太守陈襄是位诗人,在杭州与苏轼多有唱和,有《古灵集》存世。新太守杨绘也是位诗人,原有集,已佚,《全宋诗》尚收其诗十首。杭州“太守例能诗”,后来成了佳话,连苏轼本人也包括在内了(苏轼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出任杭州知州)。后两句为又一层,写对迎候新太守的场景的想象:走在前面迎候新太守的官员在哪里呀?我的心已经从钱塘江向西飞去了。因为杨绘取道西面的苏州,所以词人说“心已誓江西”。两句通过想象和心理描写,显示了迎接新太守的热情和真诚。
下片借当前萧瑟凄凉的秋景,烘托送旧迎新时难堪的情绪。“花尽后,叶飞时,雨凄凄”三句,描写了秋天花谢叶落,苦雨淅沥的景象,渲染了萧瑟凄凉的浓厚气氛。如此着笔,完全是为了烘托送旧迎新时的难堪:“若为情绪,更问新官,向旧官啼。”意思是说,还要问一问两位太守,当新官面对旧官,杭妓哭笑不得的时候,你们的感受如何呢?其所以如此问,是因为唐宋时赴任迎任,有官妓为先导的风习。这里运用了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典故,却作了“质”的改造,使原来的“悲剧”变成了“滑稽剧”。试想对身为官妓的“杭妓”来说,前任“旧官”与后任“新官”杭州太守哪里是什么前夫、后夫?既然如此,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哭笑不得!词人这样写,只是一种游戏笔墨,向两位同僚寻寻开心,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友谊的一种表示。
全词围绕着送旧官、迎新官来写,且采用用典的写作手法,既赞美了风景,又有对人物的评价和细致的心理刻画。虽是应酬之作,但表达得很风趣,也没有阿谀之情。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