鹪鹩安一枝，何必恋微录。
潇洒此村居，茅舍带修竹。
田园薄有收，积书高过屋。
所以课子孙，利用聚吾族。
光大不可期，庶几守耕读。
鹪鹩安一枝，何必恋微录。
潇洒此村居，茅舍带修竹。
田园薄有收，积书高过屋。
所以课子孙，利用聚吾族。
光大不可期，庶几守耕读。
这是一首劝勉诗，劝勉崔九既要隐居，就必须坚定不移，不要三心两意，入山复出，不甘久隐。全诗用语浅淡，近乎口语，或暗用典，或明用典，或正劝，或反讽，喻之以理，晓之以情，在看似平淡的外表下蕴涵着浓郁的朋友情谊，含意颇为深远。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这两句是说这次回到山里之后，不论入山深浅，都要饱览山川之秀丽，林木之幽美。这当然是劝勉崔兴宗不要再留恋世俗的生活，把对山水的感情升华到一种与世俗生活相对立的高度，这与他们对现实的厌倦与反感有关。起句点题“送”字。诗人看着崔九向山中走去，于是劝勉他说，山中自有美妙之景，足以自得于心，一丘一壑，皆可怡性养神。次句“丘壑”用典，讽劝友人隐逸山林，莫改初衷，为下文预设伏笔。
后两句紧依次句而写，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含蕴深刻。既是劝勉友人坚持初衷，尽享山水之乐，同时暗含这一层意思：如果弃隐入仕，以后想再度归隐，怕就难了。这里“暂”字用得极妙，与次句“尽”字相对。次句从正面劝说，结尾二句从反面劝勉。这一正一反，思虑周全，语意婉转，谆谆嘱咐，浓浓友情，溢于字里行间。
结尾两句是劝崔兴宗隐居丘壑，既然在山水间找到了生活的真趣，就不要再从那个境界里返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所以作者要人留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屡屡失败，一方面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当时像裴迪、崔兴宗这样的寒士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宁愿隐居山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作者劝他的朋友，既然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真趣，找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寄托，就不要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找到了桃花源却轻易地放弃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此他说：“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蝶恋花》唐教坊曲名。本名《鹊踏枝》。晏殊词改今名。调名取梁简文帝萧纲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中的三字。双调，六十字，十句，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又名《黄金缕》、《凤栖梧》、《一箩金》、《鱼水同欢》、《细雨吹池沼》、《明月生南浦》、《卷珠帘》、《江如练》等。
起首一句塑造出一位幽怨缱绻的闺中女子形象。她手执洁白的纨扇，无语凝思，怅然怀想。她也许是思念远方的情人，也许是伤惋青春的易逝。此处暗用李白《折荷有赠》之“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的意境。“捻”意为用手指轻轻搓转，表现执扇时怅然无绪的情态，极为传神。“初”、“生”二字，前后关联，暗示因节序变换，令闺中人顿生新的怅望之情。
空闺独守，本已寂寞难耐，偏又有“隔叶莺声”，撩人意绪。“似学秦娥唱”句把莺声比似学秦娥之唱。扬雄《方言》：“娥，好也。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此言年轻貌美的女子，其歌声之美可知。以莺声之欢快，反衬人心之怅恨，命意与着笔确有含蓄蕴藉之妙。莺啼婉啭，是实处着笔；闺中索寞，则是虚处命意，运实于虚，终无一字点破。
“午睡醒来”二句，深化闺中女郎百无聊赖的孤寂情状。她午睡醒后，好一会儿还娇困无力，那铺床上的双纹翠席，尤如平展着清凉的细浪。这两句点明睡醒，而由翠簟联想起寒浪，又引出了下片的出户看花。
下片转写户外优美的自然场景：夏雨初霁，徐徐的和风吹拂着新涨的碧水，那水中荷花，带着晶莹的雨珠，亭亭玉立，摇曳生姿。“碧涨”，是由上片的“寒浪”引出，“寒浪”是虚喻，“碧涨”是实写，前虚而后实，意脉不断，运意十分灵活。
“脉脉”二句，更是传神入化之笔。作者赋予雨后荷花以人的风韵和感情，它含情脉脉，泪珠脸，有情有思。这个比喻中的荷花已跳出物象，“红相向”三字，似写朵朵红荷，曳相映，实写荷花带雨，向人脉脉欲语；人带泪珠，对之黯然神伤。是花是人，迷离莫辨，已达到物与人交融、浑然合一的境地。
结拍二句，时间由午后过渡到夜晚，写新月初上的景象。作者于依托明月遥寄相思的传统作法上，又自出新意，别开境界。“绿云”明指夜空浮云，暗喻女郎乌发。“新月”傍云而上，尤如女郎愁眉，蹙于乌发之下。新月弯弯，犹似愁眉。作者运用双关的委婉手法，既借月夜之景，抒写怀人之情；又避开对形象作直露的绘形勾貌，而是以新月状人之愁眉，通过景物的暗示性和象征性，使情与境谐，气氛浓重。
此词情景相生而又契合无间，设喻新巧而又隽永传神，具有独特的意境，充分体现了小晏词“词情婉丽”、“曲折深婉”的特色。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