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此首为思妇之词。开头两句,通摄全词,点明由春色引起春恨。上片主要写春色,下片主要写春恨。上下片仿佛两个相连的画面,全词情景交融。
开始两句十二字,内蕴丰富。“深闺”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少妇,面对恼人春色,不禁情思绵绵。一个“劳”字透露出她那“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的隐痛。由“劳”瘁而怨“恨”,可见其爱之深切。“恨共春芜长”,佳在“春芜”一词含义双重面使全句意味隽永。以春草喻离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远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又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以上“春草”都是本义,没有引申之意。而“恨共春芜长”的“春芜”,除春草本义外,还隐寓行人之意,也就是说此句不仅有闺中人的怨恨随着春草不断增长之意,还含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人越远、恨越长之意。这就深化了诗意,即前人所谓得“句外意”之妙。下面三句写景,以具体意象补充首句“春色”,选取深闺“琐窗前”的视角写思妇所见所闻。“黄鹂娇啭泥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两句宛如五代花鸟画,用笔工细,着色鲜艳。前一句声色并茂,以声为主,富有动势。黄鹂的婉啭娇鸣,似与满园春色而共语。后一句写杏枝倚立于淡淡烟霭中,恬静如画。这春色以黄鹂、红杏为主,缀以群芳的姹紫嫣红,一片暖色,再加上黄鹂悦耳的娇啼,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足喻其美。少妇透过琐窗听见以上春光,当比“忽见陌头杨柳色”感触更为深婉了。上片如从思维顺序出发,触景而生情,则开头两句亦可算是逆笔。
从上结至过片,时空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凭阑”句既自成画面,又未断意脉。原来闺中人被春色所吸引,不满足于隔窗观花,她轻移莲步,款款伫立于阑干旁,含愁凝眸。“双娥细”,以秀眉的细长以形容其青春貌美。“‘柳影斜摇砌”,是思妇凭阑所见,也是下片唯一景语,寥寥五字,一波三折,确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表层意思是柳条之影因风吹斜而摇曳于台阶,但其中还隐含摇落了杨花、杨花飘落于“砌”两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浓缩于五字句中,写得极密。五字中没有“杨花”字样,而于下文显现,是诗人匠心所在。下文思妇的内心独白,由上片的蓄势,直至此句才引发出来。从杨花的摇落,联想自己红颜将凋零,所以她痛苦地唱出了全词的最强音:“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和开头暗相呼应。她终日盼不回丈夫,怅恨之情悠然而生,于是嗔问道:“你倒是回来不回来?叫人家成天价象在梦魂中一看,跟着那漫天的柳絮,绕世界去神游寻觅!”这种奇思遐想,意味深长,倾吐出少妇的无限离愁和情思。“魂梦逐杨花”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意境,对后代有所影响,如晏几道名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似受此词启发,又如章楶的《水龙吟·杨花》以及苏轼的和词,咏杨花而和思妇情怀相联,也似乎受到此词的影响。
《花间》词温庭筠多丽藻,韦庄多质朴语。顾敻成就不及温、韦,此词却能熔丽藻与质朴于一炉,使之疏密相间,恰到好处。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