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该诗首联写接文书的情况；颔联写诗人的心情；颈联写对农村生活的眷恋；尾联写诗人自己只适合在农村躬耕自食。全诗通过对一次征召赴任行程的描写，抒发了诗人为国事奔忙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对于田园生活的留恋之情。该诗未脱宋人以散文为诗的风气，但有所创新，平淡清远，饶有风趣。

　　首联扣题，写“被檄夜赴邓州幕府”的情景。当时金朝北拒蒙古，南防南宋，国势日危，所以曾下诏，凡事关军国，七品官职以上者，虽在丁忧，亦在征调之列。故“幕府文书”四字下笔沉重，它不仅说明下发文书机构的权威之重，而且还意味着这是军令如山，不能抗拒。下继“鸟羽轻”三字以进一步说明所见文书的紧急。此处“轻”字一语双关，既指鸟羽之轻，也指传送之捷。“敝裘羸马月三更”，当诗人接到幕府的紧急文书后，一刻也不敢迟延，立即连夜动身赴召。三更半夜，春寒料峭，月色凄迷，世人这时都在温暖的梦乡中，而诗人却因为身在仕籍，“被檄”告别妻子儿女，孤零零地一个人夜踏征程。再看看身上披的“敝裘”，坐下骑的“羸马”，不明言怨而怨气已九曲回肠。

　　颔联接写“夜赴邓州”的感想。诗人向以归隐为超凡脱俗，而今虽在丁忧，仍不免被征为官，难以脱卸世事，故联想起“未能免俗”的典故来，不禁自觉好笑。“岂不怀归”亦是古诗成句。诗人由被迫赴征进而联想到此诗，说明自己并非留恋官职而甘于抛妻别子，而是因为军令如山，期程紧急，无可奈何，迫不得已。此二句沿用成语，以故为新，用典属事，极为精当贴切。且多为虚字，前果后因，勾连呼应，构成乍看不似对句而实则字字工对给人以气韵活脱、动宕流走的流水对，这种散文式的句法，来源于杜甫，极见诗人的功力。

　　颈联转写次日白天路上所见之景。诗人整个白天骑马赶路，所行路程很长，所见事物景观也必很多，但他只用这两句诗来突出总括其沿路所见。诗中出句是点的描绘，侧重于听觉；对句是面的概括，侧重于视觉。前者像幅浓抹重染的工笔画，后者像是简约疏淡的写意画。二句合力构成一幅春光明媚、气象升平的农村乡野图。按说当时金朝土地日缩，战争频繁，所需开支，皆赖河南一地供给，征敛无度，河南农村绝不会有如此升平祥和的繁荣景象，诗所描绘的多有诗人理想化的成分，表现出对农村闲适生活的追味和怀恋。

　　尾联“此生只合田间老”，紧承颈联。诗人见景生情，认为自己生性闲淡疏放，这陂塘春鸭、桑柘晚烟，景色如画，正是自己向往依居、终老天年的理想所在。“谁遣春官识姓名”，从反面着笔，遥应诗题，回合全诗。诗人三十二岁时中进士第，曾得礼部尚书赵秉文等的鼎力推荐。如今被迫应征，不得归隐田园，全怪当年误人仕籍，追思起来，悔恨之余，进而怪罪“究竟是谁遣使礼官赏识我的姓名呢？”因疏放之才而得名，现在又反被名所累，逼迫俯仰官场，诗人由事及理，感慨深长，有“篇终接混茫”之致。

　　出仕与归隐，是长期困扰诗人的心理矛盾。诗人被迫应征，触事感怀，欲隐不得的遗憾遂占据心头。该诗在开始描述军令如山，不可违逆及半夜赶路、衣单形只之后，又从正面着笔，倾诉此事所直接导致的空持清高而“未能免俗”和亲人难聚、有家难在的感叹；接着再从反面着笔，通过对途中景物的理想式的描绘，反映出自己对田园生活的深切向往；最后通过对仕隐矛盾的对比观照，深切地认定自己人生旨趣的归宿所在，对从前误入仕途而如今为名所累的行迹懊悔不已，怨恨再三。诗人就是这样围绕出仕在心中引起的波澜，从正反两方面往返曲折，纵深发展，“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在语言方面，诗人活用典故，以故为新，句法冲折拗峭，明显接受了黄庭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