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有两年,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让他亲眼目睹了唐王朝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利令智昏,他们为了排斥异己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让李白对统治者的幻想逐渐破灭,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与日剧增。这首诗是诗人写给堂弟的,所以语气上并不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那样慷慨激昂。但是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依然时时隐现出诗人心底的不满和愤慨。
诗中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情:他认为自己胸怀报国的壮志豪情,又有满腹才华,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好随居,但心里却有不甘。并且躬耕也缺乏相应的条件。诗中用“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等典故表示了自己不受重用的悲愤。同时也传达出自己虽然受到排挤,但仍为边地的动乱而担忧的胸还天下之意。
诗歌开篇,作者从“楚人不识凤”到“久到咸阳西”交代了为什久居于此,援引楚人重价买山鸡的典故说明自己当初“献主”的错误:自己曾像那个拿着山鸡当凤凰献给楚王的人一样自信,现在反而明白是迷误,因为君王也许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人才。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阶级打压和排挤表示不满。接着作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写:“风飘落日去,节变流莺啼”,时光在无情流逝,眼看老之将至,而自己只能在这里看风起吹过,太阳升了又落,冬去春来,鸟儿飞走又飞来。作者同时对堂弟的到来表示欢迎:“自李寒未开,幽关岂来蹊。”意思是自花未开,没有人来攀折,我幽居在此,也没有人会来,只有你的拜访让我感觉到兄弟情深。然后写道“及此桑叶绿,春蚕起中闺。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意思是农家繁忙的时候,妇人要忙着养蚕,农人要忙着耕地,而自己一介书生,住在这不相宜的环境里,不可能与妇人一道养蚕,更不可能和农人一起耕地,于是只是孤独的在此。然而,这并不是诗歌的主题。作者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对生活的不满和社会的担忧上去:“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他说,自己虽然有公输班那样的才能,却不能像傅说一样被重用,眼看着边疆战乱,生灵涂炭而无法献策立功。而“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还强调了作者希望得到重用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最后作者写道:“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意思是自己无法见到明主,没有办法得到重用,就这样已经到了拄着拐杖走路的年纪了,感叹空有满怀的壮志和才能却毫无用武之地。结尾“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是作者明志的话,说自己依然在等待,等待着文王相访,等待君臣相合,一展宏图。
李白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本诗从“傅说降霖雨”开始作者的感情开始达到高潮,一步步升华。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虽然李白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十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还怀着重返朝廷的想法,希望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力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诗人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和积极入世的态度,决定了这首诗虽然基调有些低沉,却在沉郁中有一股振奋之气。
首联“四年书剑滞燕京,更值新来百感并。”诗人说自己滞留燕京四年,虚耗了精力,空度了年华,尝遍了酸甜苦辣,时逢寒秋,更是百感交集,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书剑”指代文士生涯。以书耀文,以剑显武,是古代儒生本色,是诗人的骄傲。“滞”是不通不畅之意,说明命运多艰,仕途蹇涩。此联上句突出诗人形象,下句“更”字使诗意推进一层,将感情强化,引出“百感”。秋来更增百感,源于“宋玉悲秋”。宋玉《九辩》开头就高唱“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后,它就引发了许多诗人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联想,也成为诗歌创作的触媒。
颔联“台上何人延郭隗,市中无处访荆卿。”承接上文“百感并”,写其所感。诗人在秋色触目,忧愁苦闷,百感交集之时,头脑中浮现出两个古人,一个是郭隗,一个是荆轲,他们都有过不同寻常的际遇《战国策》、《史记》均有燕昭王礼聘郭隗的记载。《史记·燕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为隗改筑宫而事之。”《文选》李善注还载有燕昭王于易水边建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的故事。两千年来,燕昭王成为礼贤下士的代表人物,郭隗成为文人学子羡慕向往的榜样。
荆轲亦曾受燕太子丹特殊礼遇,同时他还有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而之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卿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今云“市中无处访荆卿”,即伤心知己无从寻觅,又隐指像荆轲那样的际遇今己难逢。怀念郭隗,寻访荆卿,表明诗人企盼受到当权者的尊重和厚待,渴望找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英主难逢,古贤远逝,徒令寒士唏嘘感喟而已。两句用典,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使其悲秋之情显得更为深沉厚重。
颈联“浮云万里伤心色,风送千秋变徵声。”放眼远望,万里浮云呈现一片灰黯颜色。顷耳细听,飒飒秋风里传来千年回响的变徵悲音。上联主要是怀古,此联转入了伤今。诗句展现出北国秋色的壮阔景象,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是一片“伤心”颜色,他听到的却是一种“变徵”哀声。变徵声:变徵为古音阶之一。古人把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又有变宫、变徵二声。变徵音色凄凉,宜于悲歌。“变徵声”与上联“访荆卿”照应。诗人在秋风中仿佛听到了变徵之声,一方面寄托对荆轲的向往和怀念之情,一方面从听觉上渲染心境的悲凉。旅京无托,志士失意,不免感到万物同悲,此融情入景也。
尾联“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此尾联收束全篇。京都四年,怀才不遇,知己难寻,在萧飒秋风中,百感交集,憋闷郁结,欲以长歌排遣,却又意兴索然,心情颓丧,只好寻找身份低贱的仆夫隶役共话生平,一诉衷肠了。驺卒:官府服贱役的仆隶。南朝梁人谢几卿曾于闹市与驺卒对饮,为放纵不羁之士所激赏。作者此语既有失意于上层社会,欲到平民中寻觅知己的想法,又有放纵情怀,不计穷通得失的意味,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前面两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联徒然收回,强自压抑,另辟通途,便产生了沉郁顿挫、纵放自如、悠然意远的艺术效果
《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