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诗人来到了嘉陵江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阔清澄的江面，波光粼粼而动，夕阳映照在水中，闪烁不定；起伏弯曲的江岛和岸上青翠的山岚在斜晖的笼罩下，一片苍茫。这一联写江景，交待了行程的地点和时间：日暮时江边渡口。因为诗写的就是渡江情景，所以首联从此着笔，起得非常自然。颔联紧承上联，写人马急欲渡江的情形：渡船正浮江而去，人渡马也渡，船到江心，马儿扬鬃长鸣，好像声音出于波浪之上；未渡的人（包括诗人自己）歇息在岸边的柳荫下，等待着渡船从彼岸返回。这两联所写景物都是诗人待渡时岸边所见，由远而近，由江中而岸上，由静而动，井然有序。
接下来，颈联写渡江，船过沙滩，惊散了草丛中成群的鸥鸟；回望岸上，江田万顷，一只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一联巧用数量词，不但属对工稳，而且深化了诗境。群鸥栖息沙草之间，可见天时向晚，飞鸟归巢，所以万顷江田之上只有一鹭飞翔。这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强烈地渲染了江边的清旷和寂静。后来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中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欧鹭”的词句，其境界正与此联上句所展示的画面相类似，而下句江田白鹭的空阔悠深和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积雨辋川庄作》）更是神韵同出。
前面三联描绘了一幅宁静而充满生机的利州南渡图，作为餬口四方、疲于奔走的诗人摹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不能不触景生情，遐想联翩。所以尾联偶然兴起了欲学范蠡急流勇退，放浪江湖的愿望。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自己便有淡泊遗世，忘却机心之志，也没有人能够理会。
温庭筠的诗中曾有“自笑谩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郊居秋日有怀一二知己》）的自负与自嘲，这里却浩然有归隐之志，实际上是失意后的无奈之语。“独忘机”，其实并不能忘机。这一点和范蠡也是共通的。范蠡是因越王勾践难共安乐才辞官隐遁的。所以，两个人都可谓是极有机心的人。
这首诗描写行旅在利州南渡时的所见所感，景物描写江中，岸上交递着墨，层次分明，色彩清丽，静中有动，栩栩如生，特别是颈联，是被人们传诵的写景名句。最后触景兴感，自然真切。全诗八句，无不与“水”相关，但清隽而不堆砌。在章法上，此诗别具一格，不落俗套。按照律诗的一般规律，前后四联，起承转合，各有所归。此诗前三联却递相承接，景物描写得很充分，意境幽远淡雅。尾联由写景转而遐思，但仍从“舟”、“水”絻结，以致转中有合，脉络依然清晰完整。有人说，温庭筠的以山水、行旅为题材的诗多感慨深切，气韵清澈，以这首诗来看，确实如此。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