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由于政治安定，经济、交通发达，通衢驿馆行人往来频繁，以送别为题材的诗歌空前繁盛。这些诗或写景寄情，或直抒情怀，手法多样，不拘一格。然所贵者当在于情真意切，深有寄托，方能感人至深。这首诗看似平淡，实则情深意浓。
首句写景，点明送行的地点和时间。“秋风”二字意在烘托环境气氛的凄清，以表达离别的感伤情绪。二句言情。“殊非”二字含意深厚，既有挽留之情，又有感叹之意。夜深风紧，此时上路，殊非良辰，所以诗人殷勤致意，挽留他待天明风停以后再走，这是一层意思。念友人何以如此匆匆告别，叹其奔波劳苦，这又是一层意思。
总之“殊非”二字意味深长。太白诗曾有句云：“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而此处说：“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杨慎对此极为赞赏，他曾指出：“岂是、殊非，变幻二字，愈出愈奇。”（《李诗选》）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送别时的内心活动。“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是说终日萦念长安，象在梦中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再度回去呢？
这两句语意双关，一方面是写给友人，问他何时能回到长安，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说自已希望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骆谷在陕西周至西南，谷长四百余里，为关中通汉中的交通孔道，是一处军事要隘。诗人晚望于此，有感而吟此诗。此为缘景遣怀诗。这类诗率多景为宾，情为主，以景起兴，以情结景，它借助眼前实景，抒发内心幽情，越突出景物的瑰丽，越反衬心情的凄婉，细读自见堂奥。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川，平川。“秦川”，指秦岭以北古秦地，即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大平原。诗人登上骆谷，晚霞似锦，残阳如血，远岭近峦，浓妆淡抹，眼前展现一幅锦山绣水的美丽画面。“如画”二字把莽莽苍苍的辽阔秦川描绘得斜阳掩映，沃野千里，平畴闪光，丛林生辉。这是广袤的大景。“如丝”二字又把浩浩滔滔的东流渭水状写得长河落日，浮光耀金，万丈白练，飘浮三秦。这是绵长的远景。大景与远景交错，山光与水色竞美，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美景都是诗人站在骆谷“一望”中摄取的，又是在辞帝京、返故里的背景下“一望”见到的，句中特着“去国还家”四字，隐隐透露了诗人是失官还乡，因而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豪情，一刹那间又被愁怀淹没了。下两句便将此情毫不掩饰地抒写出来。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是说王孙出游，乐而忘返，辜负了家乡的韶华美景。韩琮反其意而用之，借“公子王孙”来指代宦游人，实即自指，说自己这次“去国还乡”还不如“莫来好”。对于遭逐沦落的诗人，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汉乐府·陇头歌》之二所写“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正可移来为韩琮写照。韩琮的诗情正是由此歌生发。他虽面临如画如丝的秦川渭水，心里只觉得“岭花多是断肠枝”了。据历史记载，韩琮被石载顺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不能不倍增其断肠之慨。
“莫来好”是与“断肠枝”相因果的。本来“岭花”并无所谓“断肠枝”，只因作者成为断肠人，“岭花”才幻成了“断肠枝”。断肠人对断肠枝，自然不如莫来好了。
全诗二十八字，并无惊人警语，而自有一种形象意蕴，令人回肠荡气，原因在诗家惯用的以乐景写哀的对比反衬手法，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挥。起句写美景，景美得扑人眉宇；收句写愁肠，肠愁得寸寸欲断。同一诗境，效果迥异，令人读来自入彀中。试一口诵心维，景乎，情乎，乐乎，悲乎，似都浑然莫辨了。其点化契机，仍然是“莫来好”三字所导入的一种闲愁美，哀伤美。乐景固然给人以美感，哀景同样给人以美感。在特定诗境下，先乐后哀，乐中生悲，会更使诗味浓郁，咀嚼甜美。此诗得之。
这首诗系《塞下曲》组诗之一。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
此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细吟组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