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十八句为第一段(“三年夏六月”至“币厚辞益卑”)。诗中写了高宗遣使通金的原因——思念“北狩”之二帝,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对此,诗人并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因为诗人不赞成高宗为尽孝而一味求和的做法。诗人希望的是有人能像窦宪那样,北破单于,刻石纪功;能像桓温那样,收复失地,重见旧地杨柳。然而最高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一味求和,诗人对此不能不表示出遗憾。
“四岳佥日俞”至“与结天日盟”为第二段。诗人首先对使臣韩肖胄的品德才能予以高度赞扬,勉励其很好地担当出使重任,以大振国威。要让金人像当年匈奴、吐蕃人害怕王商、郭子仪那样,慑服大宋使者。然后,诗人代韩肖胄道出受命誓辞:决心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勇敢的斗争胆略,去与敌人达成平等的协议。虽是诗人代言,却足见诗人对韩肖胄的无比信赖和所寄托的重望。
“胡公清德人所难”至“壮士懦夫俱感泣”为第三段。诗中表示了诗人对韩、胡二公齐心协力完成使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韩信忠于汉室,荆轲勇于赴难那样,完成出使任务。诗人甚至想像了为二公送行的悲壮场面,从而对韩胡二人表示了崇敬之情。
“闾阎嫠妇亦何知”至结尾,为第四段。诗人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对肩负重任的使者进几句“刍荛之言”:其一,叮嘱二公,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绝不可麻痹轻敌,定要防患于未然。其二,请求二位使者,多多带回一些中原人民的消息。旧日胜迹而今已如何了?故人坟前已是什么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否还能种桑麻?敌人是否还用重兵镇守着中原城郭?其三,请二位使者记住一个流亡妇人的心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