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联写塞北阴冷萧瑟之景，“黄沙碛里本无春”，“总有春来何处知？”惨惨阴风夹着黄沙吹打着弱柳，那是非常荒凉凄惨的。颔联和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正好相反，倒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味道。花上露水充满寒意，连蝴蝶都不愿飞来，虽有芳草碧连天，可草中藏着乌鸦，十分阴森恐怖。这就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江南春天形成强烈的对比，也把诗人思念故国的深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后两联抒情。“莫写”说的是自己的诗难以把浩荡的愁怀尽情抒写出来，可诗人不尝“诗穷”，“难将梦到家”则更是难堪，而酒也不尝“薄”，诗人想回故乡除非是在梦中；要做美梦只好喝酒，可酒薄无力；一场梦尚未到家，人却已经醒了。真是“酒无通夜力”，“梦短不到家”。最后以东风吹白了两鬓的黑发作结，其故国之思抒发得十分深沉。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陆游晚年在故乡闲居，在这首词里宣称要“做个闲人”，其实，绝对的“闲人”是没有的，因为人们总要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把自己生活的时间填满，那怕他们做的是些“闲事”。就拿这首《点绛唇》所写的内容来说，上山釆药、村店沾酒、湖滨钓鱼、水上行舟，似乎一点儿也没得“闲”。此外，做诗、填词、写文章，恐怕也被陆游列为“闲事”。其实呢，这是天大的正事。作为一名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此盛事大业，岂可 “闲事”视之。所谓“闲”是相对的，陆游
所说的“闲”，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对照的关系，把“隐”与“仕”相对照，把山林与朝廷相对照，隐于山林便得闲，仕于朝廷则得不到闲，他的褒贬取舍更是非常明显的。
这首间一开头就提到采药，比较生新，其实，采药也是陆游闲居生活中一项活动内容。他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自己也能处理，所以出行时总要带上一个药囊。对于自己的医道，他颇有自知之明，一抒声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从他的诗篇中零星窥知的。他有一首《小疾治药偶书》 （《剑南诗稿》卷八十），诗中把他的医术和“御戎之策”联系起来，说是“御戎虚上策，治疾阙全功”，自己治病缺乏全副的功能，就像在抵御异族入侵的问题上缺乏好办法一样。这个比喻值得玩味，可见陆游的爰国思想随时随地都可能流露出来。
“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两句，不只是一般的叙事写景，很可能寓含着比喻象征的意见。酒醉之后，划起小船，航行在波浪滔天的湖面上，却并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的船是绝对安全的。对于镜湖来说，大浪接天不是实景而是夸张，是用以比喻“宦海”的风浪险恶。以前，身在宦海之中，升降浮沉，随时有覆舟之险，如今回乡作闲人，已然脱离风险，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明晰，还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作者的“不怕”只能是胆子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