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本诗大致写在李白寓居湖北安陆时期（727-736），此时他常往来于襄汉一带，与比他长十二岁的孟浩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李白的律诗，不屑为格律所拘束，而是追求古体的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前人称“太白于律，犹为古诗之遗，情深而词显，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归，开郁宣滞，特于风骚为近焉。”（《李诗纬》）《赠孟浩然》这首诗就有这样的特色。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首联是说，我敬重孟先生，他为人高尚风流倜傥闻名天下。首联即点题，开门见山，抒发了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之情。一个“爱”字是贯穿全诗的抒情主线。“风流”指孟夫子潇洒的风度人品和超然的文学才华。这一联提纲挈领，总摄全诗。到底如何风流，就要看中间两联的笔墨了。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颔联是说，少年时鄙视功名不爱官冕车马，高龄白首又归隐山林摒弃尘杂。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颈联是说，明月夜常常因酒醉得非凡高雅，他不事君王迷恋花草胸怀豁达。诗中用典，融化自然。“中圣”用曹魏时徐邈的故事，他喜欢喝酒，将清酒叫作圣人，浊酒叫作贤人，“中圣”就是喝醉酒的意思，与“事君”构成巧妙的对偶。
中二联好似一幅高人隐逸图，勾勒出一个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红颜”对“白首”，概括了从少壮到晚岁的生涯。一边是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一边是高人隐士的松风白云，浩然宁弃仕途而去隐遁。通过这一弃一取的对比，突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如果说颔联是从总的方面写他的生平，那么颈联则只是从横的方面写他的隐居生活。在皓月当空的清宵，他把酒临风，往往至于沉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流连忘返。颔联采取由反而正的写法，即由弃而取；颈联则自正及反，由隐居写到不事君：纵横正反，笔姿灵活。这二联是在形象描写中蕴含敬爱之情。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尾联是说，高山似的品格怎么能够仰望着他？只在此拜揖他芬芳的道德光华！尾联又回到直接抒情，感情进一步升华。孟浩然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已经写得如此充分，在此基础上将抒情加深加浓，推向高潮，就十分自然，如水到渠成。仰望高山的形象使敬慕之情具体化了，但这座山太巍峨了，因而有“安可仰”之叹，只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品格拜揖。这样写比一般的写仰望又翻进一层，是更高意义上的崇拜，诗就在这样的赞语中结束。
这首诗在语言上有自然古朴的特色。首联看似平常，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来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种格调高古，飘逸之致的风神，尾联也具有同样的风调。颔联由“红颜”写到“白首，像流水淌泻，”其中运用“互体”，耐人寻味：“弃轩冕”、“卧松云”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样写，在自然流走之中又增加了摇曳错落之美。
整个诗的结构采用抒情——描写——抒情的方式。开头提出“吾爱”之意，自然过渡到描写，揭示出“可爱”之处，最后归结到“敬爱”。以感情的自然流淌结撰成篇，所以像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表现出诗人率真自然的感情。
此诗通过竹亭述志，赞扬了兄弟之间志同道合、友爱情深的思想感情。全诗叙写自己与诸弟很友爱，且都有远大的志向，像古代的竹林七贤一样，常雅集竹亭，饮酒抚琴，以寄托豪情逸气。
在意象运用上，此诗以竹作为清幽和隐逸的意象。竹在古代，是潇洒挺拔、高雅脱俗的逸士的象征。颈联两句的“竹林”有借竹林七贤喻指诗人兄弟之意。这里继承魏晋风度之气，以魏晋的名士风流来刻画兄弟们的高雅志趣，来烘托他们超然脱俗的品格。而“竹林”同时切诗题中的竹亭，作者也是借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的出世之志来映照自己对遁迹竹林的出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写作方法上，此诗运用了白描和用典的手法，写了竹亭集会，赋诗饮酒弹琴的和谐场面，写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
孟浩然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安以乐”的太平气象，在此诗中则具体表现为“逸气”。逸气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陈贻焮《孟浩然诗选》认为，这里的“逸气”表现出孟浩然高雅的心情；“高雅的心情”是抽象的、综合性的体验，也是孟浩然“韵高”的方面。从陈贻焮的赏评中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中，孟浩然将原本矛盾的“鸿鹄志”和“竹林”的清逸洒脱、高雅爽朗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并且调和得极为自然。此诗是孟浩然的“韵”和“才”能够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
首联以明快的手法点明了作为远行者的友人此行的行程紧急，以及要去的目的地。以士卒五更即出发而登陇山，道出军情之急。二句中分别用一“登”字、“指”字，既示征途渺远，又显疾进之态。这位即将与诗人离别的远行者，与诗人分手之后，到天快亮、东方欲晓之时就要赶到陇山，攀援登临其山岗之上，而此行要到的地点则是处在遥远的西北边塞的临洮。这样开头，不但表明友人离别的匆忙，同时也表明行者征人赶路的急迫。日夜兼程，行色匆匆，人马迅急，可见前方军情紧急，形势逼人。把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征人出征的景况与杜甫《兵车行》开头几句诗所展现的情景相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杜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而在高适的这首送别诗中则没有一点这种征人出征，亲朋相送的场景描绘，有的只是义无反顾的豪雄气概。当然杜甫诗里出征的是士兵，而高适诗里远行的却是护送征夫的县尉，前者是被迫服役，后者则是渴望立功边塞而从军行役。这是两诗表现主旨根本不同的所在，从而其思想风格、情感色调也自然迥异。并且在表现手法上两诗也显然有所不同。杜诗是重墨铺染，而高诗则是概括精炼。“残更”、“远别”四字，用词就极为简洁，不但省去了惜别情景的展示，而且舍弃了行军途程中的一切耳闻目见，突出地表现了行人征夫一心一意手奔赴西北边塞以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一“登”一“指”又动态地表明了赴边的迅急与行者心情的紧迫。细玩其意，“远行”二字中似乎还包含着诗人的惜别之情。总之，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以引发读者丰富的审美联想。
颔联以“关山事”与“州县劳”对比，认为从军行役之“关山事”，还不如作“州县”之吏那么劳顿，一为高适有任封丘尉之痛苦经历，故有此言；二亦可见其对军旅生活之向往，表现了诗人心中隐隐的一种得意。行者所要踏上的行程，其自然条件毕竟是险恶的，征程也是艰辛的，所以承接首二句下来诗人又通过一个设问，使一开始就高昂激越的情调旋律得到一个回环，由此以表现诗人对行者此次远征的关切。此次远行是由县尉送兵赴边，更可见当时边塞战事的紧张，补充兵力已刻不容缓。这看似简单明白的一问，却含意丰富，既表现出诗人对行者从军行役路途艰苦的体贴关注与惜别难舍之意，同时又赞颂了行者不畏险难的豪迈情怀。感情真挚，态度诚恳，耐人细读。
颈联状疾进之军容，诗人通过想象所描绘出的行者送兵赴边途中的情景。赴边征人军容严正，刀枪林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姓白的县尉参与其中，从而使这疾行猛赶、奋勇挺进的行军队伍中忽隐忽现、忽前忽后地闪现着标志着县尉作为使臣所执旌节上的羽饰；而道路两旁的林木，苍苍的树色中也不时有县尉所穿青袍的闪现。诗人侧面着笔，以象征热情之“赤色”相衬，中间“随”字与“引”字锻炼极为生动，既刻画出行者随军奋勇前进，风尘仆仆的劳苦形象，更刻画了行者一往无前的气概，以其随身装束之色彩，传出士卒昂扬奋发之神态，从而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气势豪雄的千里行军图；“树色”碧绿，中间用一“引”字，使穿“青袍”之白少府和碧绿之“树色”妙合无垠，给人以满眼生机，以及白少府义气慷慨之奕奕神采。“随”、“引”二字，使诗歌具流走之势，紧扣行军特点。“赤”、“青”二色，亮丽鲜明，颇具青春气息。可谓达到人境浑一，诗画交融之境界。
尾联不直接表达唐军必胜的信念，而以“谁断单于臂”之反诘顿起，再以“今年太白高”作答，显示唐军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这里自然表现出高适此时的一腔豪情。语言响亮有力，用典浑化无迹，此种虚处传神，使诗歌含蕴更为深厚。
全诗的首联写白少府告别亲友带兵轮换到西北边地驻防时登临六盘山头，远离故乡直指河西临洮。颔联写自己作为守边官吏，烦劳地方官员为了关山战事辛苦带兵换防，实在是问心有愧，对不住人家。颈联却笔锋一转，语气豪迈：奔赴边关的将士们，军容齐整，红色箭羽紧随其身，在绿色的原野上青色战袍着身，格外耀眼夺目。言外之意是赞许白少府带兵有方，军势威猛。尾联诗人豪气冲天，尽显盛唐军人的气象：谁能砍断匈奴单于的臂膀，今年的太白星高悬，必有敌人进犯边境，杀敌报国，正等待着英武的军人和将士。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