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
柳宗元对屈原的思想和品格十分敬仰,在长期的贬黜生活中,他以屈原为楷模,决心追随前烈。由于相同的经历,屈原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强烈共鸣。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作品常常提到屈原,并善于化用屈赋的词语、典故。《南中荣橘柚》这首诗就借用了《橘颂》里的典故,表示自己与屈原一样赞赏并保持橘树那种“受命不迁”的坚定品格,抒发了被贬永州的感慨。
诗的前面四句对橘柚进行热情赞颂。“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开头两句化用屈原《橘颂》里的诗句:“后皇嘉树,桔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柚生长在南方,就适应了这里的水土,不能迁移,像是接受上天的使命;它们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三四句从上面两句对橘柚内质的赞美转到对外形的描绘。果实成熟的季节,金黄的橘子在密密的树叶里显露出来,红绿相映,色彩斑烂,特别耀眼。橘柚四季长青,郁郁葱葱,不怕严寒,经冬不衰,到一年将尽的时候还散发出香味。“晚岁有馀芳”句与张九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意思相同。
橘柚受命江南,不可北移,可作者受命之地本在北方。诗的后面四句,由橘柚的“受命不迁”引发自己被迫南来的感慨。“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由于地理的原因,长江南北气候不同,风俗有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现象只有北方的故乡才有。柳宗元出生并长期生活在长安,那里本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是自己踏上人生道路,实现济世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也像橘柚一样,具有受命不迁的品性,可自己却不能像橘柚那样生活在原来的出生之地,而被贬谪至“风俗绝不相同”的南蛮之地。“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在思归不能,万般无耐之中,只能手攀橘柚枝条凝望长江边的熊耳山和湘山发出声声叹息。故乡只可望而不可及,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一种长久积郁心中的不平和怨愤。
这是一首闺怨诗。全诗写女子之愁,虽然是春天,但“珠帘”是冷的,镜中的人也是孤单的,与“双金凤”恰好形成映衬,久睡不醒,梦中的香暖又与现实的寂冷形成鲜明对比,醒来后看着斜风吹着细雨落入池塘,心中的惆怅犹如涟漪一圈一圈散开,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是主要描摹闺中细节和女子所见所闻,但描摹得非常细腻,全诗的愁情于词句间蔓延纸外,有耐人寻味之愁。
此诗开头两句写破晓时的外景。“冷”,说明气候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也渲染出深闺冷清的气氛。“百尺哑哑下纤绠”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说珠帘长达百尺,既写出了女子住处的豪华,同时也写出了深闺的孤寂。在写了哑哑而下的珠帘之后,第三至八句描绘了美人空床独眠的画面。先描写室内环境,再出现了睡梦中的女人的形象,其情景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第九、十两句借旖旎的春光反衬美人孤独寂寞。末尾两句描写女子睡醒后的所见所感,以风雨送春之景,写春光虚度、美人迟暮之感。“梨花委地”,“春风吹池”,让她回到的现实。但这“梨花”“春风”并不是给她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温庭筠是质感的大师,是物质世界的敏锐察觉者,华丽但并无生命的日常物品,经他笔触一点,便魔幻般地有了生气,一个个都变成了暗夜中的精灵,随着夜的节奏轻轻呼吸。
此诗写闺中春愁,在艺术上的重要特征是用细节描摹闺中的伤春幽怨情绪。诗中对女主人公之外貌、心理、行动均不作正面描绘刻画,完全藉环境气氛之烘托渲染与自然景物之映衬暗示透露,写法细腻婉曲,俨然花间词境。如“远翠”二句之与《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玉兔”句之与《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觉后”二句之与《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取象造境,均极相似。但其此类作品由于刻意追摹李贺,不仅意境较为隐晦,语言亦时有生硬拗涩之处,与其词之圆融自然有别;表现亦稍嫌繁尽,不如其词之含蓄蕴藉。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