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就是以极大的悲痛，倾诉自己的不幸，揭露其恶婆、暴夫的冷酷无情。词的上片写自己得了疟疾后家中人不仅不照顾，反而加以责骂，因而自己受尽了冤屈；下片写自已疟疾病发的凄凉情况，疟疾发作时间长，重复感染而频繁发作。全词语言哀婉，感情沉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上片写词人患疟疾，卧病在床，无人关心，伤心落泪，反映了她孤独无援、悲痛欲绝的生活。开头三句，似一幅孤女卧病图：一位孤苦伶仃的女子，僵卧在病榻上，昏昏沉沉，无人理睬她，关怀她。“依依”，形容“孤影”，说明词人对人生的依恋和热望。“孤影”说明她受到家人的虐待，无人关心。“浑似梦”，形容她患疟疾，昏睡似梦中，神志不清，比喻贴切。接着“受多少”三句，就写词人生活上遭到的不幸，她受尽了许多欺凌和侮辱，,即使有药，也难治她内心的创伤。“蝶嗔蜂怒”，有象征之意，暗指词人的丈夫和婆婆对她的“嗔怒”凌辱，显得含蓄不露。词人显然把自己比作“花”，“花症”即指自己内心的创伤。“最忙时”两句，又写了词人操持家务的辛劳，她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病，给自己煎药。这最具体地说明她在家庭中处于被遗弃、被虐待的地位和不幸的命运。所以上片最后两句，就写出她的深忧和痛苦，她要倾诉“浓愁”，她只能每天用泪洗脸，她怨恨自己不被理解，无法沟通。这当然是婚姻的悲剧。这里用“浓愁”，用“滴干清泪”；用“诉尽”，不仅写出她的痛苦，也写出了她的抗争。
下片继写受疟疾的折磨。开头四句，具体地写出疟疾发病的情况，疟疾病退去是在酉时之后，病发是在午时之前，偏却在更深夜长之时不发作。而这时，是最惹人左思右想，令人难以入睡。接着“正千回万转”三句，描写即使在疾病发过之后，身体非常虚弱，但仍要起身操劳家务，直到太阳西沉，很晚才歇。“千回万转”，描写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欲眠又起”，说明想睡觉，但为了干活，又不得不起身。“断鸿叫破残阳冷”，描写哀愁无人同情，现实冷酷。以大雁的哀鸣，残阳的冷酷，形象描绘出内心的悲苦，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山如镜”，描写在残阳夕照之下的青山明丽如画。“小柴扉烟锁，佳人翠袖恹恹病”描写词人生活在贫寒的家庭中，小小的柴条编的门，被暮霭笼罩着，她也像被关在牢笼之中，憔悴无力，病容满面。最后两句：“春归望早，只恐东风未肯。”集中表达了词人对现实的渴望和追求，但她清醒地认识到，她渴望的春天，是不会轻易地赐给她的。这两句用象征手法，“春”，象征美好的事物；“东风”，显然是一种恶势力的象征。
这首词，写得如此婉曲、凄苦。既逼真地描绘了病魔对她的折磨，也控诉了这个罪恶家庭对她的非人待遇。语言通俗沉痛。
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秋季的景物，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这是一首咏秋柳的诗，全诗不着一个“柳”字，而句句蕴含着柳树的风韵。
此诗前两句写秦淮河的景物：栖息在枝头的乌鸦，伴着秦淮河的流水，点缀着秋天的风光，它们都深深恋爱着这里的几行萧瑟稀疏的树。“萧疏”与“秋光”照映，“栖鸦”和“树”关联，使前后句紧密扣合，因而呈现诗人笔端的是一幅深秋萧条凄冷的画图。其中，前句写柳树的特性：“栖鸦”明写鸟而暗点树，以实带虚的手法点出了薄暮中乌鸦栖宿的树；“流水”看似泛指而特指秦淮河。“栖鸦流水”，虽不明言柳树，但已写出柳树常生长在河边的特性。这样写，较之直言“河边柳”来，不仅含蓄，而且静中有动，增加生气。也正是这些上有栖鸦，下依秦淮的柳树，装点金陵，为秋色增辉。后句则点染秋柳的萧疏之态：萧疏是秋柳的特征——秋柳既不像春柳那样金碧染两、临风起舞，也不像夏柳那样繁枝拂地、密叶藏莺，而是落叶纷飞、意态萧疏。但诗人对此并没有精雕细绘，只是以疏荡的笔触，略加点染而已。这种艺术情趣，与秋柳的萧疏风姿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后两句则写柳枝不能留住行人来减少人间别离之苦而柳絮飞舞如雪却使谢道韫咏出佳句。其中，前句反用前人诗意，偏说“不与行人绾离别”，点明秦淮河畔的秋柳只是供人赏玩而不为人攀折赠别。其中，“不与”两字，不仅翻出了新意，而且用拟人的口吻，增添了一层情韵。后句则是谢道韫咏雪的典故和李白的诗句的结合，写收条通过联翩浮想，展望秋柳的未来：秋柳到了第二年，也将枝繁叶茂，飞絮蒙蒙，而且象瑶台雪花一样地散发出香气来。
全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用典贴切而颇具情韵。
文章一开始表彰真隐士以树立榜样，接着指出假隐士周颙的名字，并把他隐居时与出仕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层层揭露其虚伪本质，描绘其丑恶面目。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主要是泛论各类隐士的行径不同。文章头四句写北山神灵，腾云驾雾，来到山庭，刻下了这篇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标”，以下五句，主要写隐士的风度和思想。“若其亭亭物表”以下七句，写隐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鄙视态度。他们视千金如草芥，视万乘如脱屣；他们常和神仙。隐逸之士接触，常与各种奇人交往。作者以赞赏的语气写真正的隐士，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假隐士的可鄙。故此，笔峰一转，指出有些人“终始参差，苍黄翻复”，使得墨翟，杨朱为之悲泣恸哭。 “泪翟子之悲”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朱见歧路而哭，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接着又用了两个典故，尚生稻仲氏，来说明山林中已无真正的隐士，并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是第二和第三段，写周颙先隐后仕的经过。第二段，揭露周颙隐居实非本意，他刚隐居时，立志甚高，似欲凌驾巢父、许 曲之上，一旦接到诏书就得意忘形，急欲走马上任。文章先用几个典故，揭露他冒充隐士，又写他凌驾一切，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一旦朝廷派使者进山征召隐士，他就得意忘形，急不可待地想外出做官了。显露出庸俗的神气。第三段写周颙出仕后在官场上的活动 。“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写周颙当上了本郡最大的县的县官，后又做了山阴县县令。于是整天忙于官场事务，处理文书，处理案件，还一心想超过张。赵、卓，鲁等历史上著名的能吏，甚至还想效仿治理三辅的能吏，名扬四海，声传九州。以前是那样热哀隐居，从衣着到风度。都装作隐士的模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而且还一心想往上爬，做大官。这一段和前边隐居生活相对照，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第三部分是第四段，写由于周颙的出仕，使此山深蒙耻辱。通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写四周的山峰对北山当初容纳周颙做假隐士而加以嘲笑。接着又用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来表明山中的清议纷然并起。 逸议，素谒，均指隐逸者的清议。无论是四周群山的嘲笑和抗议，还是林、涧，桂，萝所表示的义愤和指责，都辛辣讽刺了周颙之类假隐士欺世盗名的虚伪情态。
第四部分是第五段，写拒绝周颙再来山上，充分表示了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先写周颙路过这里，纷纷表示不能再上当受骗蒙受耻辱，于是采取措施，拒绝他的到来，同时还要拦截他的车马，让他立即离开了北山。对这样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此文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的心情，对山水草木的描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富有浓烈的抒情韵味。作者让山林景物全体出动，而且让他们富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谈笑怒骂，揶揄嘲笑，矛头指向假隐士周颙，从而深刻揭露了士大夫们伪装清高实则苦心钻营。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抗判意义和现实意义。此文是骈文，全篇以对偶句为主，基本上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配而成，而且用典精切，笔锋犀利，因此成为南北朝以来广为传诵的佳作。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