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陆游的一位门客,从蜀地带回一妓,门客将她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数日去看望她一次。客偶然因患病而暂时离去,引起了蜀妓的疑心,客作词解释,妓和韵填了这首词以作答。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蜀妓疑团虽已得释,但怨气犹在,故开端三句写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这定是针对客词的内容而发的,所以故意以恼怒的口吻,嗔怪其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连用四个“说”字,是为了加强语气,再加上“动便”二字,指明他说这些花言巧语已是惯技,不可轻信。其实她此时心头怒火已熄,对其心爱之人并非真恨真怨,只不过是要用怨语气气他,以泄心头因相思疑心而产生的郁闷,而这恰恰也是对他深爱和怕真正失去他的一种曲折心理的表现。
对对方情急盟誓和申辩,这位职明灵巧、心地善良的女子终以半气半戏之笔加以责怪:“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满生教底?”脱空,是指说话不老实、弄虚作假。宋代吕本中《东莱紫微师友杂记》说:“刘器之(安世)尝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脱空”当是宋人俗语,她借此讽其所爱之人的殷殷的盟誓之言是念的一本扯谎经,不过是骗她而已。再补上一句“是那个满生教底?”以俏皮的口吻出之,至此,蜀妓佯嗔带笑之态活现在读者眼前了。
下阕蜀妓回过口气来,申说自己相思之苦:“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连用四个“不”字,“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与上阕四个说相对的深重,而“一味供他(为他)憔悴”,更见其痴爱。这正化用了情思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精神上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情意仍诚挚不变:“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连爱都来不及,那还有时间去咒你,这表现得极为真切入微!这是舍不得咒,不忍心咒呵!从这至爱的深情,可知其上阕对客的责怨。也全出于爱之过甚。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妓女,被人轻视,求偶极难。“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多少烟花女子切身痛苦的体验。而一旦得一知心人,又是多么害怕失去他。故蜀妓此时所表现的又气又恼、又爱又痴的情态是极真实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
全词感情发自肺腑,出之自然。语言通俗,文意浅白,几乎全用口语,不假雕饰,更不隐晦完全出于真情实感不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加个性化,且使全词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蜀妓词之至妙,恰是如此。
此诗为李贺组诗《马诗》二十三首的第十八首。诗中说,有匹生着旋毛的千里马,庸人们认不出,于是克减草料,且虐待备至,导致它缺食少力;善于相马的伯乐一看,才认出是匹千里马。诗人以倍受摧残的骏马作比,表达了对良才受到压抑和虐待的愤慨。
刘辰翁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盖李贺此二十三首皆借马以抒感。王琦谓“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征马矣。”二人所论皆是。此诗就是设为伯乐叹息良马不遇爱马之主,无从显其材,可为咏物诗之规范,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于此诗中可以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