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斗片写女主人公幽独的处境。起拍“锦帐”句暗示出她的寂寞，“重重”形象地揭示出她此时的心态。照应下片“扰斗”二句，从情节斗写她昼眠初起。“屏风”再一次生动地刻画出她因相思而失神的状态。“恨人”句点明斗文所有这些反常表现的原因。

　　下片以抒写相思为主，兼写伤别。过拍“枕斗”句斗应起拍“锦帐”，以倒叙的写法，点出她的梦境，拓宽了本词的表现空间，并使词意错落有致。“觉来”句斗应“卷暮霞”三字。抒发了她百无聊赖、虚度光阴的感喟。“满庭”句情景兼美，极有境界，所言虽小，所指甚大，于景语之中将思夫与自伤自怜的情绪一笔收尽，隽永自然，不露痕迹。

　　全词描绘一位被离别相思所苦的怨妇形象，以词中女主人公的口吻，描写了丈夫出行后她孤独、寂寞的心境，抒发了她对丈夫的刻骨相思。

　　《醉中赠符载》是一首抒写不得其志的愤懑不平之作。与作者在白社会中“共醉”的符载，字厚之，蜀人，早年隐居庐山，后辟西川节度使幕掌书记，加授监察御史，有集十四卷，今存诗二首。符载是作者的友人，也是诗人，诗友相遇，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添诗思，诗助酒兴，频频把盏，一醉方休，真是吃得好不畅快。“青云”句说明窦庠和符载当时都还没有考中科举，踏入仕途。这一句诗隐约流露出有志未遂的感慨。由此再返观第一句，作者和友人的“共醉”，既有诗友相逢高兴的一面，也不无同怜不遇、借酒消愁的意味。但是，酒毕竟能为人平添许多豪气，作者和友人又都是怀瑾握玉的有才之士，所以，就有了这醉中挥就的壮语惊人的后二句：“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

　　何等自负自信，自视甚高自命不凡！是自诩，也是许人；是自慰，更是慰人。作者和友人当时都处落魄失意之时，一介书生，书剑飘零，对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世路的坎坷当有十分痛切的感受，白眼如芒在背，冷漠如冰似霜，心中郁积了许多感慨不平之气。“时人莫小”正说明了“时人已小”“时人常小”，即作者和友人常遭“时人”的小看，被“时人”冷落、嘲弄、侮辱。对潦倒的读书人， 目光短浅的世俗之辈往往表现得极为势利，除了不屑一顾的蔑视，毫无同情和尊重可言。而诗人在气质上都是极为敏感的，有才能的人更是每每气盛，当他们的自尊心被深深刺伤，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心理失去平衡的时候，他们便向那些恣意轻漫自己的势利之人发出警告，提请“时人”，不要鼠目寸光，奉劝“时人”眼光放远一点；切莫看不起一池浅水，焉知池中水没有蛟龙潜藏？“算蛟龙终非池中物”，有朝一日风云际会，卧龙一定会得志行时，兴云作雨，潜渊腾天。失意的士子就是浅池中的卧龙。时人，他们明白吗？

　　世俗之人的势利短见，古今皆然，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性存在。在那些世俗之辈的眼中，只认得“权”和“钱”二物，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第三种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不能福祸他们的读书人，他们向来是最看不惯，也最看不起的。勿庸讳言，他们是社会上一个相当广大的阶层，来自他们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轻易而随意的卑视伤害，给不遇的士子们的人格心灵上带来极大的痛苦：羞恼、愤懑、不甘、不平，备受精神压抑的读书人恨到极出处，便常常以未来的前程对抗世俗，对“时人”的蔑视报以更高的蔑视，李白诗云：“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杜荀鹤诗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都是出于同一的建立在对自我才能高度自信的基础上，那种企望超脱世俗困境的心态。当士子们一朝得志，金榜高中之后，更是抑制不住一腔兴高采烈之情，向那些曾经蔑视过自己的世俗之辈进行示威性的夸耀：“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看。”（章孝标《及第后寄广陵故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长期郁积的一肚皮龌龊鸟气，终得渲泻净尽，兀的不喜煞人也么哥！虽不免得意忘形，器小易盈之嫌，但这一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不必对其人其诗置以微词。

　　这的确是这样：“浅处无妨有卧龙”，在不起眼的地方，往往潜藏着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在表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和表象相悖的实质。譬如一池浅水，本无是观，你完全可以对它的存在忽略不顾，但你哪里知道，在你忽而不见之中，无视的不是池水，而是水中卧龙。目光短浅不行，就事论事也不行，重要是展望变化的端睨，看到发展的大趋势。要有穿透底蕴的洞察力和判断未来的预向性。“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天的一茎幼芽，也许就是今后的一株参天大树；现在的一圃幼苗，也许就是今后的岁月里的一片茂密森林；朴素的一句话，也许包含着一个绝对真理；小小的一念，也许会转成伟大的结果；小小的一环，也许是系乎全局的关键所在；数椽茅舍，无碍名士高卧；一池浅水，不妨蛟龙暂栖。对于人们来说，根本的是，要看到表象的背后，要看到“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

　　这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词，与《乐章集》中同类题材不同的是，它从秋日的水边分别写到春日的洞房遥念，以时间的推移为线，时间的跨度相当大。

　　上片主要写秋日离别。着重谊染惨淡、冷寂的自然景色， 以及分别时的凄惨情景。首句“红板桥头”是分别之地，“秋光暮”是分别之时。以下三句是分别之景：夜雾笼罩，月色惨淡，水边大路垂杨成行， 柳枝悬垂，沾浸着寒冷的碧水。淡月、寒溪、垂杨等意象，渲染着凄凉、依恋的气氛。在上述的氛围之中，以下二句、九字，直写分别情景：“重分飞，携纤手、泪如雨”。这“携纤手泪如雨”与《雨霖铃·寒蝉凄切》 之“执手相看泪眼”形似而实不同。“执手”二句是从双方落笔，二人相互执手，相看泪眼；而此二句，从一个“纤”字可知，这情景所写的是女子眼中的男人，他正紧紧地握住女子的“纤手”，泪落如雨。这是动态与悄思的描写；而前面的“重分飞”三字则是女子对这位恋人内心的认知，自古道：“商人重利轻别离。”这位男子显然不同，他是重情重义重别离的人，绝不会为名为利而轻易弃置爱情。柳词中有不少词作是从自身的角度抒写与爱人分离的无奈，这一首却是从所爱女子的口吻道出，分量自是不同，它反映出彼此之间心心相知之深， 因而也可以说这女子是哀而无怨的。

　　但无论怎样伤别，“分飞”毕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于是以下二句再从女子的眼中写男子登上水路行程。波之“急”，帆之“举”，意味着舟行之速，促使离人速速远去，离人的身影也就迅速地从送别人的眼前消失，离恨自在其中。堤之“远”，使人体味到其中包蕴着离恨的绵长、悠远；这里又运用了“隋堤”的意象，遍植垂柳的“隋堤”作为一种送别“符号”，自然更加重了离恨中的不舍之情，依恋之意。至此，秋日离别已写尽。

　　最后以岁月的飞速流逝与旧日期约的受阻结束上片，“倏忽年华改，向期阻。”这虽是两个叙述句，但此中包含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流程，成为连接秋日分别与下片春日相思的过渡。

　　过片换头“时觉春残”一句，明写出时光已自秋暮进入残春，呼应上片，由后句可知，恋人已是超过了预先约定的归期。由于恋人的不归而“长孤负”了春日的“好夕良天”。既然没有心思欣赏春色，故词中自然不再有春景的描绘，现在只有“渐渐飘花絮”这一典型的残春景象，表现着春光的最后一抹印迹，又包含着青春流逝的悲哀，同时也暗示了自己对这一段爱情能否长久的担忧。

　　春已将逝，无心赏春，所以词的描写空间转入“洞房”之中。“洞房闲掩，小屏空、无心觑”。“闲掩”二字，明写洞房之门，实写门内人的孤寂，百无聊赖；“空”字明写小小画屏的闲置，实写屏旁人的冷清、寂寞空虚，因此她对洞房内的一切同样“无心觑”。她一心想着恋人，但恋人仙乡杳远，不知何处，天边那缥缈无定、不可捉摸的“归云”，正与恋人的情况相仿，故而她不免“指归云”、望“仙乡”而叹路杳、伤“何处”了。

　　以下，时间自白昼而进入“通夜”，“香衾暖，算谁与”所写虽涉风情，却不鄙俗、不露骨，亦是相思之情的明白流露。由此，她不能不对恋人产生了丝丝疑虑，而发出“知他深深约，记得否”的疑问，这是发自心底的一问。

　　总观这首词，上下片各有四个层次，全从女子的角度着笔，自秋至春，由景及情；自分别至独处，由实境及前程，层层推进，多侧面地表现了一位相思中的女子，且写得疏淡雅静、含蕴深沉。这首词可称得上是一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的词作。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