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八,一作《送彭将军》。诗当作于作者任左拾遗时。当时朝中大臣自宰相以下,出牧奉使,必有钱郎二人饯行诗作,名重京畿。其格律为平起式首句不入韵格,用下平声五歌韵。中二联对仗自然。首句三拗四救,平仄规范。
此诗风格近盛唐边塞诗。定州,在今河北。首联发端,把李将军比作汉飞将军李广。“万里独横戈”,评价甚高。“春色临关尽,黄云出塞多”。颔联写戍边环境的艰辛。出句隐括《凉州词》“春风不度玉门关”。黄云,沙尘暴,极言边塞荒凉。王维“黄云断春色”、李颀“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王昌龄“蓟门秋月隐黄云”、岑参“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高适“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鼓色悲绝漠,烽戍隔长河”。颈联写军旅的豪壮。鼓色,一作色鼓,军鼓。悲绝漠,使动用法,使绝漠悲,意为敌军闻风丧胆。对句流水,由于军威震慑,敌人入侵的烽火在黄河以北就隔断了。这两句是对出征后的祝愿,非实景。尾联劝诫,意思是不要赶尽杀绝。阴山路,敌人的退路。故兵法,围城三面,留一面让敌人逃跑,避免死战。只要打胜了,敌人要求和谈就可以了。
此词通过描写园圃中优美的夏景来寄寓思乡之情,写景极为细腻生动,抒情自然而深挚,章法也很绝妙。
上片通过由远及近,由边缘渐至中心的方式描摹盛夏景色,勾勒出中山县圃姑射亭的环境。作者采用绿色作为主要的基调,然后在用暖色加以点缀,使用视觉和听觉,大大增强了对景色的主题感受。
“新篁摇动翠葆,曲径通深窈。”碧色的竹叶和幽径蜿蜒的小径,给人清爽舒适的感觉。夏日微风吹来,新篁摇曳,翠盖亦随之晃动,似觉凉生几席。作者善于观察,此处选择了一些最能反映夏季生活特点的典型景物,如新篁,只有夏季才有,秋冬的竹子不能叫新篁。
“夏果收新脆,金丸落,惊飞鸟。”夏季果实丰收,“新脆”二字最富妙用,一个“脆”字,概括了脆丰硕果实的赞叹,好像尝到了新鲜脆嫩的果实,似觉果香四溢,齿颊留芳。“金丸落,惊飞鸟”,化用了李白诗句“金丸落飞鸟”(《少年子》),运用如“金丸”色彩斑斓的词,令人目不暇接,此处金丸比喻夏果。
“浓翠迷岸草。”接着,作者目光转移到池塘。作者运用了最能唤起读者审美情趣的色彩美。夏季草木繁茂,江南大地成了绿色的海洋,眼前夏景,色彩斑斓,更富于迷人的魅力,令人神往。
“蛙声闹,骤雨鸣池沼。”郁郁葱葱的岸草,喧闹的蛙声,这些夏日里才有的典型事物被集中在一起来表现田园的生活,别有一番情趣。浓翠,形容岸草,比直接写青草富于美感。着一“迷”字,就涂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赋予了青草以迷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对池蛙的生动描绘,骤雨前那种湿润的、带着泥土芳香的气味。如见其景,如闻其声。作者通过绘画布局手法,使盛夏景色的安排各得其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的境界。
下片由写景到抒景。“水亭小。”周围环境描写缩小到词人具体住处,一座小小的临水亭院,水亭,亦即姑射亭。为本篇的主景。
“浮萍破处,帘花檐影颠倒”,这句化用杜甫诗“灯前细雨檐花落”。其实在杜甫之前,还有人用过“檐花”。丘迟诗“共取落檐花”,何逊诗“檐花落枕前”,李白诗“檐花落酒中”,李暇诗“檐花照月莺对栖”,都用了“檐花”,各人所写自不相同,不能尽合。周邦彦用“檐花”加上“帘影”只是化用前人诗句描写他所居亭院的幽美、闲静。与前所写环境之幽美互相组合,协调一致,更增进了环境的整体美。没有必要和杜甫所写的“檐花”用意相合。所以《野客丛书》不同意《苕溪渔隐丛话》的意见:“详味周用‘檐花’二字,于理无碍,渔隐谓与少陵出处不合,殆胶于所见乎!大抵词人用事圆转,不在深泥出处,其组合之工,出于一时自然之趣。”
“纶巾羽扇,困卧北窗清晓”,由周围环境写到住所,由住所写到住所中的主人。从远到近,由大到小,范围逐步收缩,最后集中到人,足见其层次结构之谨严。“困卧”二字正与“水亭小”相呼应,表示他此时虽在避暑,但心情并不愉快。他有一首《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下片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时眠。”这与《隔浦莲近拍》是同在溧水夏天写的。可见他在溧水任上心情苦闷,情绪消沉,有如社燕飘流之感。因此,他也和古代许多士大夫文人一样,在仕途不得意时,总是想归故乡。
“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作者从“卧”字起笔因屏上所画吴山而联想到故乡山水,不觉在“困卧”中梦游故乡。直到写到梦醒后,“依然身在江表。”一笔刹住不再往下说,他那失望、惆怅的心情,可以思而得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