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传诵一时，并奠定了钱起在诗坛的不朽声名。

　　诗题“湘灵鼓瑟”，摘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诗句，其中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舜帝死后葬在苍梧山，其妃子因哀伤而投湘水自尽，变成了湘水女神；她常常在江边鼓瑟，用瑟音表达自己的哀思。

　　根据试帖诗紧扣题目，不得游离的要求，诗人在开头两句就概括题旨，点出曾听说湘水女神擅长鼓瑟的传说，并暗用《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的语意，描写女神翩然而降湘水之滨，她愁容满面、轻抚云和瑟，弹奏起如泣如诉哀伤乐曲。动人的瑟声首先引来了水神冯夷，他激动地在湘灵面前伴乐狂舞，然而一个“空”字，说明冯夷并不理解湘灵的哀怨；倒是人间那些被贬谪过湘水的“楚客”，领略了湘灵深藏在乐声里的哀怨心曲，禁不住悲从衷来，不忍卒闻。

　　接下来，诗人着意渲染瑟声的感染力。“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瑟声哀婉悲苦，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瑟声传到苍梧之野，感动了寄身山间的舜帝之灵，他让山上的白芷吐出芬芳，与瑟声交相应和，弥漫在广袤的空间，使天地为之悲苦，草木为之动情。

　　中间这四句，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在湘水两岸、苍梧之野、洞庭湖上往复盘旋，写出了一个神奇虚幻的世界。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这两句写湘灵弹奏的乐曲同舜帝策动的芳香在湘水之源交织汇合，形成一股强劲的悲风，顺着流水，刮过八百里洞庭湖。

　　至此，乐曲进入了最高潮，感情达到了白热化。凭藉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湘灵的哀怨之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和表现。然而全诗最精采的还不在于此，令全篇为之生辉的是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旧唐书·钱徵传》称这十个字得自“鬼谣”，其实无非说这两句诗是钱起的神来之笔。此联的妙处有：

　　一是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在尽情地描写乐曲的表现力之后，使乐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这是一重意外；诗境从虚幻世界猛然拉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又一重意外。二是呼应开头，首尾圆合。全诗从湘水女神出现开始，以湘水女神消失告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结尾两句如横空出世，堪称“绝唱”，但同时又是构成全篇整体的关键一环；所以虽然“不”字重出，也在所不惜。作者敢于突破试帖诗不用重字的规范，确属难能可贵。三是以景结情，余音袅袅。诗的前面大部分篇幅都是运用想象的画面着力抒写湘水女神的哀怨之情，结尾一笔跳开，描写曲终人散之后，画面上只有一川江水，几峰青山。这极其省净明丽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或许湘灵的哀怨之情已融入了湘江绵绵不断的流水，或许湘灵美丽的倩影已化成了江上偶露峥嵘的数峰青山，或许湘灵和大自然熔为一体，年年岁岁给后人讲述她那凄艳动人的故事，或许湘灵的瑟声伴着湘江流水歌吟，永远给人们留下神奇美妙的遐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宋代词论家有“以景结情最好”之说，恐怕是从这类诗作中得到的启迪。

　　陆游有4万多首传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那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不过更多的则是教育孩子的“鸡娃诗”。根据《陆游年谱》，陆游共有七子：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这些诗大多数是陆游晚年闲居浙江山阴老家时写给幼子陆子聿的，包括题中这首应该也是。

　　陆游真的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时”、因此不必读书求仕吗？答案恐怕一言难尽。

　　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为陆游的才华所深深打动的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但是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考试，位居陆游名下，本来秦桧想授意主考官陈之茂让自己的孙子当第一，结果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官。因此主考官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找理由不取陆游，陆游的第一次科举仕途就这样被斩断了。接着到了次年（公元1154年），陆游又参加礼部考试，秦桧又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这次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秦埙也没有得到状元，状元被另一位才子张孝祥（这位也是高考出题常客）夺得，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

　　这个挫折对陆游的一生打击非常大。后来虽然他也获得了进士出身，但在仕途上与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几位同时期的大文豪相比，已经是先天不足。最终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仕途只能停留在中低级官员上徘徊。

　　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陆游仕途不顺，北伐之志难伸，不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明时”；但另一方面，陆游所在的南宋中前期，大的局势还算安稳，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内外战乱，而陆游在这里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要适当传播“正能量”。所以“明时”在这里只是一句套话而已。“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其实是在说：你们爸爸我没有本事（虽然本该是高考状元，凡尔赛啊），只拿着一份死工资，没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你们可不要和我一样哦！古往今来天底下爱说这种话的爸爸恐怕很多。所以，“何以报明时？”这个设问已经清楚表明了陆游的态度：他可决不是希望儿子们甘当农民的。正是因为现在是“明时”，才更要读书出仕。“报明时”，换成今天的时髦正能量话语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所以“生逢“明时”不必读书求仕”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后面的“为农”“躬耕百亩”“七月诗”又怎么理解呢？这还是回到诗的主题，这是一首鸡娃诗，是为了给儿子讲解”六经”特别是《诗经》的。儒家传统认为，六经中有关农事的内容，与治理国家是一脉相通的，所谓“为农为士亦奚异”。一边躬耕一边读书，就是学以致用，是儒家理想中的生活。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整首词境界鲜明，形象突出，情思深婉，作者以乐景表忧思，以艳丽衬愁情，巧妙地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词的首句，“万顷千涛不记苏”的“苏”，当指苏州，旧注中的“公”，当指苏轼。这一句说的是苏轼未把苏州为千灾荡尽的田产记挂心上。

　　词上片写词人酒醉之后依稀听见千声大作，已记不清何时苏醒过来，待到天明，已是一片银装世界。词人立刻从雪兆丰年的联想中，想象到麦千车的丰收景象，而为人民能够饱食感到庆幸。下片回叙前一天徐君猷过访时酒筵间的情景。歌伎的翠袖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萦绕中曳，她那红润的嘴唇酒后更加鲜艳，就像熟透了的樱桃。而词人却酒筵歌席间，呵着发冻的手，捋着已经变白了的胡须，思绪万端。

　　词人摄取“呵手镊霜须”这一富有典型特征的动作，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和含蓄性，深刻地揭示了抒情主人公谪贬的特定环境中的忧思。这一忧思的形象，衬以白雪萦绕翠袖和鲜艳的绛唇对比强烈，含蕴更丰。

　　上片比较明快，下片更显得深婉，而上片的情思抒发，恰好为下片的无声形象作提示。上下两片的重点是最末的无声形象。它们彼此呼应，互为表里，表现了词人一个昼夜的活动和心境。遣词、用字的准确形象，也是这首词的特点。如“不记”二字，看来无足轻重，但它却切词序“酒醒”而表现了醉中的朦胧。“但令”一词，确切地表达了由实景引起的联想中产生的美好愿望。“烂樱珠”，着一“烂”字，活画出酒后朱唇的红润欲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