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海上战斗开始，军队严阵以待，中间四句具体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作战场面，最后两句写战斗结束后凯旋归来的情景。全诗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表现了作者雪耻报仇、保国安民的政治理想，抒发胜利的欢乐。
首联写水军雄伟气势，说明明水军胜券在握：“倚剑东冥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倚剑”句实写，俞家水军驻守在东海之上，如倚天之剑，气势特别雄伟，这是前因。“扶桑”句虚写，剑气所指，扶桑受制，胜券在握，这是结果，其充满必胜的信心和自豪之情。
颔联转向自然景观的描写，烘托战前气氛：“岛头云雾须臾尽，天外旌旗上下翀。”云消雾散，正是作战的好时机；战船陈列，旌旗翻飞，水师已作好战斗准备。“岛头云雾”，暗点时间是早上。这两句对应：稳，极见功力。进一步渲染了水军的声威和抗敌决胜的信心。
颈联紧承上联写水军与倭寇作战的情景：一串串炮火飞上天空，在银河里摇动着倒影；喊声阵阵，气势镇住群寇。短短四句，把规模宏大的海战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尾联写傍晚水军战士凯旋，肯定他们英勇作战建立了不朽功勋。“背水阵”即背水列阵，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将兵攻赵，出井陉口，令万人背水列阵，大败赵军。诸将问背水之故，韩信说：“兵法不日‘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此喻抗倭水军战阵的精妙奇特。诗中“夕阳景里”上应“岛头云雾”，暗点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前呼后应，构思巧妙。诗人作为主帅，调兵遣将，列阵歼敌，大获全胜，应得头功，但他却将功劳归于战士，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全诗意境雄阔，气势磅礴，展现了水师将士们为国斗争的英雄气概，炽烈的爱国情感充盈其间，十分感人。
这首诗中所说的湖，《文选》李善注说是谢灵运始宁墅的大小巫湖，因此，此诗应是谢惠连在始宁时所作的。
诗的开头两句：“日落泛澄瀛，星罗游轻桡”，点出“泛湖”题意，写日落星出时湖中泛游情景，楚人称湖泊池沼为“瀛”，前面着一“澄”字，极写湖水的清澈。在太阳已落，夜色渐深，群星灿然，布列空际的时分，诗人乘坐着小船，轻摇着短桨，泛游湖中，景色清幽而心情悠然。在星光下，他和朋友们舍舟登岸，回到住处，这一层意思在诗中省去了，而直接以“憩榭面曲汜，临流对回潮。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紧扣题意，写他们泛湖归来之后，游兴未尽，又踏着星光夜色出楼游览了。他们一会儿在台榭小憩，临流观景，赏爱着绕旋台前、分而复合的曲流回波。一会儿又丢下竹杖，纷纷呼朋邀友，摆设酒宴，将要连筵接席，共度良宵。
正当诗人和友朋互相招邀而欢谈笑语时，蓦然传来哀鸿悲猿清异的叫声，引出另一番情趣。于是，诗人顺手拈出了“哀鸿鸣沙渚，悲猿响山椒”两句。沙洲空旷，山丘荒寂，忽有宿鸿哀鸣，夜猿悲啼，响彻空江深谷，显得格外凄清。乍看起来，这两句似乎只是闻之于耳而信手写来，其实它与上下文都有内在的关联，有一种人语惊猿狖，“月出惊山鸟”的意蕴。深夜里，万籁俱寂，洲上征鸿和山中群猿也早已睡去，是人声的喧哗使它们惊醒过来，因而哀鸣悲啼，一片骚动。此刻，恰好又是“亭亭映江月，飀飀出谷飚”（飀：应为“风旁加刘”），夜空远处，一轮明月映澈清江；而幽谷深处，忽然又刮来劲疾的大风。寂静的夜晚，在人语、鸿鸣、猿啼、风吼的交响中喧闹起来了。真有一响俱响、一动俱动之感。而此时此刻，那明月却依旧静静地照着水面，全不为一派喧闹声所动，显得孤高而又清真。此诗题为“玩月”，或许，诗人正是想从这月的品质中领悟一些什么。
在皓月的映照下，一切景物都因银光素辉而显出清幽迷人的景色。映入诗人眼帘的是“斐斐气羃（mì，覆盖）岫，泫泫露盈条”，远处的夜雾云气，轻轻飘浮，像帷幕一样遮掩着峰峦，近处的露水如珠，清润晶莹，满满地挂在枝头。远看近看都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引起无限的清思，可以畅心怀、绝尘俗，祛除胸中的郁闷，荡涤人间的烦嚣，故而说：“近瞩祛幽蕴，远视荡喧（xuān，声音大而嘈杂）嚣。”这里所表现的不止是视觉感官的满足，而包含着面对清景，气清神清，自摅心愫的审美意向。诗的最后两句：“晤言不知罢，从夕至清朝。”“晤言”，对言、交谈之意。在此清景面前，诗人和朋友们不禁逸兴遄飞，清言妙语纷涌吐出，不能自休。不觉中，东方既白，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这终夜的晤言，足证那高洁的湖上月色，对于诗人们心灵的澡涤，是何等的清畅，对于诗人们心灵的启迪，又是何等的深邃！
这首诗以清凄的景象衬现诗人孤高的心境，是相当成功的，它是中华民族“境胜可以澡濯心灵”的传统审美意识的生动体现。另外，这首诗在叠字的运用上也颇具匠心，以“亭亭”形容“月”，以“飀飀”（风声）形容“飚”，不仅语言上有音乐美，而且使月、风显得有声有色，气象阔大。陈祚明评此诗云：“甚得叠字法，清出有态。”（《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八）诚然也。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