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州入幕，年岁已垂垂老矣；虽然寄身有地，但心情不能不是感伤多于慰藉。这首诗即写这种帐触之情。
首联写诗人奉诏内移沿海的感受。起句字面上称美皇恩浩荡，实际止用春秋笔法，以微言而寄讽意。诗人曾被贬南巴，此次奉诏内移，也是一种贬谪，只不过是由极远的南巴内移到较近的近海之睦州罢了。所以“承优诏”云云，实是反说，愤激不平才是其真意。对句则由止句之婉讽陡然转为无可奈何的一声浩叹，是真情的淋漓尽致的倾吐，也将上句隐含的讽意明朗化了。醉歌，它常常是作为古之文人浇愁遣愤的一种方式。刘长卿两次被贬在其心灵上留下创伤，借“醉歌”以排遣，已属无奈，前面冠以“空知”二字，则更进一层透出诗人徒知如此的深沉感慨，这就将苦清暗暗向深推进了一步。首联二句已点出诗人情绪，次联则以江州景色而染之，诗脉顺势而下。
颔联所写即眼前之景——江水、明月、北雁、落木、楚山，渲染清秋气氛，借以抒写宦海浮沉的深沉感慨。浩荡江水，凄清明月，一群北来南去的大雁掠空而过；江州一带万木凋零，落叶飒飒，原先被树木遮蔽的古楚地的山岭突然裸露出来，似乎比往日增加了许多。二句写景，一天上，一地下，一写水，一写山，一近一远，一动一静，上下俯抑，参差交互，成就了二幅水天空寂、江山寥落的江州秋色图。而作者的真正用意则在于通过这貌似孤立的景物画面，来抒写孤寂凄凉的心境和贬谪天涯的感恨。北雁南飞，暗寓诗人迁播；落木飒飒，隐含诗人晚景萧条，且与尾联“老”字遥相呼应；楚山之多亦正好反衬出作者的一己之微。所以，此联妙在以景传情，情从景出，情景相为珀芥，二者互藏其宅。
颈联的感喟即由此种氛围中生发。“寄身且喜沧洲近”，努力想从萧瑟感中振起，但下句“顾影无如白发多”又跌落到感伤中。这一联的脉理很细腻，寄身沧洲，自然是从上联将往淮南引起的悬想，而“沧洲近”，就离自己北国的家乡更远了，其意又隐隐上应领联上句的“胡雁过”。“沧洲近”又有悬想此后得遂闲适初志之意，但忽见明镜里，白发已多多，“白发”又隐隐与颔联下句萧瑟的“楚山多”在意象上相呼应。生涯如同一年将尽的深秋，遥远的故乡更回归无日，因此这“喜”只能是“且”喜，而白发缘愁长，却是“无如”其“何”的严酷的现实。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以感愧友人情谊作结，并隐隐透出前路上尚有风波之险。在关合诗题“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的同时，以“慎风波”暗暗反挑首联的“生涯”、“世事”之叹。分别之际，诗人感愧万端地说：如今我和你们都已老态龙钟，多亏二位旧识还叮嘱我警惕旅途风波。在此之前，刘长卿因“刚而犯上”被贬到遥远的南巴，此次奉诏内移，薛柳二人担心他再次得罪皇帝，故有“慎风波”之劝。对此，诗人深深地为之感愧。“风波”一词，语意双关，既指江上风波，又暗指宦海风波。这样一结，既写出了薛柳二人对诗人的殷殷叮嘱之情，又传出了诗人感愧友人的神态。
综观全诗，或委婉托讽，或直抒胸臆，或借景言情，运用多种笔墨，向友人倾诉了因犯上而遭贬滴的痛苦情怀。语言看似质实，却不乏风流文采。前人评对长卿七言律诗云：“工绝秀绝。”当不为溢美之词。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