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这首词头两句说“劝君今夜须沈(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下半首又说“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四句之中竟有两个“须”字,两个“莫”字,口吻的重叠成为这首词的特色所在,也是佳处所在,下面写“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又表现得冷漠空泛。有的选本因为这重叠和空泛而删去了这首词,叶嘉莹教授认为这实际上等于割裂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进程,都是未能体会出这首词真正好处的缘故。
“劝君今夜须沈醉,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深情的主人的劝客之语,一个“今夜”,一个“明朝”具有沉痛的含义。这两句是说:你今夜定要一醉方休,酒杯之前不要说起明天的事情。人是要有明天才有希望的,明天是未来希望的寄托,可是他现在用了一个“莫”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千万别提起。“莫话明朝事”,那必然是明天的事情有不可期望,不可以诉说的悲哀和痛苦,所以他这里反映了非常沉痛的悲哀。这是主人劝客之词,如果联想到他的“红楼别夜”的美人劝他早归家,则当时他的希望原当在未来,在明天,明天回去可以见到他“绿窗人似花”的美人,而现在主人劝他“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明天绝无回去的希望了。“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意思是说:纵然是对红楼别夜的美人还是这般的锺情和怀念,但是没有再见的希望,我就珍重现在热情的主人的心意吧,因为主人敬给我的酒杯是深的,主人对我的情谊也是深的。李白有首诗是这样写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大意是:兰陵的美酒散发着郁金花的香气,白玉碗中的酒浆闪泛着琥珀般的光泽,只要主人能使我沉醉,我就忘记了什么地方是他乡。一般人只知道欣赏李白诗潇洒飞扬的一面,其实李白诗也有非常沉痛的一面,李白写饮酒的诗最多,而且多与“悲愁”联系在一起,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都属此类。在韦庄这二句写的主人劝酒之情中,也隐含了深重的悲哀。
下半阕的“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叶嘉莹认为此处乃是客人自劝之词:我忧愁的是像今晚这般欢饮的春夜非常短暂,而不会以你把酒杯斟得太满作为推托之辞。“遇酒且呵呵”,“呵呵”是笑声,如果读者认为是真的欢笑就错了。因为“呵呵”两个字只是空洞的笑的声音,没有真正欢笑的感情,韦庄所写的正是强做欢笑的酸辛。他说:如果你再不珍惜今天“春漏短”的光阴,今天的欢笑,今天这“酒深情亦深”的感情,明天也都不会再存在了。唐朝灭亡,当时的韦庄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所以他说“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梦中邯郸道,又来走这遭”,一个“又”字点出卢挚故地重游,再次走上邯郸官道的事实。此处引用唐代传奇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典故,卢生在邯郸道遇吕翁,枕着吕翁赠送的磁枕人梦,在梦中历经荣华富贵,一觉醒来却发现主人灶上的黄粱尚未蒸熟,由此领悟得失富贵不过是一场梦的道理。
对这一典故的引用,同作者自身经历密不可分。卢挚在燕南任官之前,他曾任皇帝的侍从之臣、按察使、廉访使、翰林学士等要职,可以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此次赴任恰好经由“黄粱一梦”故事的地点,故事主人公的姓氏又与他相同,这些巧合促使他产生了过尽铅华、豁然梦醒的感觉。
接下来“须不是”三句,承接上文,表达自己并非无归隐之心,而是无法抗拒名利的诱惑。其中“山人索价高”意为,山中人索要高价才允许作者入山归隐,联系前面“须不是”三个字来看,直白地道出他的自嘲之意:他深知并不是归隐的代价太高,而是因为“虚名无处逃”,这五个字用风趣的笔法交代了他无法归隐的原因,即功名的引诱让人无处可逃。
“谁惊觉,晓霜侵鬓毛”两句作为结尾,将卢挚已经这把年纪还不能看开名利的自我感伤表达得淋漓尽致。“谁惊觉”三个字写出了光阴流逝之快,也写出了他蓦然回首有所感悟却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可奈何。
全曲有很明确的主题性,语句上下承接,脉络清晰,但所表达的情绪却是矛盾的。卢挚用自我嘲讽的笔法写出他在归隐和继续为官两种选择之间摇摆的心情,这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