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白朴的《阳春曲·知几》一共有四首。这种把声调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词重复填写,在元散曲中称“重头小令”。曲题“知几”语出《易·系辞下》:“子曰:知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第一首曲子表明了作者对世事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安于贫困,认为名士自风流。小令劈头一联对偶。“知荣知辱”出于老庄思想。作者说自己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辱,只是“牢缄口”,不愿说破而已。“谁是谁非暗点头”句意几同。“诗书丛里淹留”表现了白朴的主要生活内容。曲子中“闲袖手,贫煞也风流”两句化用苏轼、元好问等人词句,表现了作者的安贫乐命的思想。这种远官场而近贫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观念,在元代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首曲子抒写了作者对人生短暂、生命不再的感叹,表现了以酒自娱、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此曲句句抒情,对人生短暂的叹喟,对世事多变的愁伤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悲切哀怨的意境,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第三首作者于曲中描写了自己的诗酒生涯,抒发了乐天知命的闲适情感。这支小令感情强烈,前两句沉郁中饱含旷达,后三句闲适、旷达中隐含沉郁。全曲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不甘与浊世为伍的意蕴。
前三首极力描写了作者缄口免祸、纵情诗酒的生活态度,第四首可以说是回答为什么采取如此生活态度的缘由。
这首小令以议论入曲,上下千年,纵横古今,融深沉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现实感受为一体,读来冷峻深邃,发人深省。当然,这种“全身”“远害”的处世哲学历来被评为消极情绪,但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奔竞者之辈却也是一副有效的清凉剂,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弊端之一斑,而且也可以窥见元代士人复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