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先从节令上着手，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新，而痴心儿女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留恋；三四句从反对痴心儿女对春天的逝去而伤心遗憾上着手，指出对繁花的凋谢不需要抱恨，接下来的夏天，树木荫浓，同样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唐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表现的就是浓重的惜春情绪。秦观这首绝句，与贾岛诗一样，也是通过议论，表达春将逝去时的感想。但秦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诗富有哲理，蕴含“理趣”。“三月晦日”，即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意味着时令进入夏季。春去的伤感，对于情感敏锐的人而言，不言而喻。但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新意。“节物相催”，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铁的规律！但那些“痴心儿女”却想“挽留春”，不欲让春归去。这样写足了人们对春将逝去时的怅惘之感。为诗的后两句翻出新意，做了充分的铺垫。后两句，反振一笔，如异峰突起，醒人耳目。繁华似锦（“芳菲”）的春天归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阴阴”的“夏木”同样“可人”，诗人的乐观、豪放、豁达，跃然纸上！
诗是说理，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看法，强调应该顺其自然。推而广之，诗人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当你失去了什么时，不要过分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夏天使人 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炼人，使人步入顺境。通过这诗，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虽然常常有陈腐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不断递换，变化常新；痴心的男女总是苦苦挽留春天。
那五彩绚丽的花朵凋谢何必感到遗恨，夏天的树木，浓密葱绿，正称人心意！
注释
晦日：农历每月最后的一天。
节物：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
儿女：这里泛指男女。
芳菲：香花芳草。
何须：何必，何用。
可人：称人心意。
诗首先从节令上着手，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新，而痴心儿女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留恋；三四句从反对痴心儿女对春天的逝去而伤心遗憾上着手，指出对繁花的凋谢不需要抱恨，接下来的夏天，树木荫浓，同样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唐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表现的就是浓重的惜春情绪。秦观这首绝句，与贾岛诗一样，也是通过议论，表达春将逝去时的感想。但秦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诗富有哲理，蕴含“理趣”。“三月晦日”，即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意味着时令进入夏季。春去的伤感，对于情感敏锐的人而言，不言而喻。但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新意。“节物相催”，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铁的规律！但那些“痴心儿女”却想“挽留春”，不欲让春归去。这样写足了人们对春将逝去时的怅惘之感。为诗的后两句翻出新意，做了充分的铺垫。后两句，反振一笔，如异峰突起，醒人耳目。繁华似锦（“芳菲”）的春天归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阴阴”的“夏木”同样“可人”，诗人的乐观、豪放、豁达，跃然纸上！
诗是说理，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看法，强调应该顺其自然。推而广之，诗人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当你失去了什么时，不要过分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夏天使人 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炼人，使人步入顺境。通过这诗，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虽然常常有陈腐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谢逸是典型的婉约词人，他的词如其名，风韵飘逸，不沾脂粉香泽，尤其是闺怨词，写得温婉含蓄，深具花间派遗风。这首《蝶恋花》写闺怨，却不着一字言幽怨之意，情感表达十分曲折。
“豆蔻”一句，写“春色”刚至，豆蔻梢头新生的花苞颜色尚“浅”。此时春意还未成熟，正如闺中少女的年华。首句用“豆蔻”隐喻闺中人的芳龄，可以想见少女如花一般含苞待放的娉婷和羞涩。
天气渐渐回暖，因此少女“新试纱衣”，“纱”字点出新衣的质地，少女穿着薄纱，“拂袖东风软”，柔软的东风吹动她长长的袖。此处用一个“软”字，既点出东风的慵懒和软，也表现出少女所穿纱衣质料之软。她站在那里，长袖在暖风中缓缓飘舞，其袅娜多姿的倩影，令人心折。
“红日三竿帘幕卷，画楼影里双飞燕”一句，写少女起床卷帘所见。从她睡到“红日三竿”才起床这一细节可以猜测，少女也许长夜难眠，所以天亮之后昏睡不起；也许她早早醒来，在床上百无聊赖地辗转反侧，直到日上三竿，不得不起来，才懒懒下床。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可见出少女的寂寞。
起床之后，她走到窗边，将重重帘幕卷起，却见画楼的阴影中，有一双燕子飞过。燕子双飞，衬出人的形单影只。由此，闺怨情怀已暗暗溢出。词人虽未描写少女的心情，但她独倚窗边，对景伤情的模样，却如在眼前。
下片并未承接上片末句所见之景，抒发情感，而是继续围绕少女的行动进行叙述。“拢鬓步摇青玉碾。缺样花枝，叶叶蜂儿颤”二句，写少女盛妆打扮。她对镜细细将鬓发收拢，在发髻里插上青玉步摇，戴上精致而罕见、上缀蜂儿的花枝。词人对头饰的描写，重点在于突出其华丽、摇漾微颤的特点，由此活现出美人的盈盈之姿。
诗词中写闺中怀人，一般写女子“首如飞蓬”（《诗经·伯兮》）、“懒更妆梳”（杜安世《鹤冲天》），以表现幽居独处，无人眷赏的遗恨与哀怨。而此词却写少女精心打扮，表现她盼归的心情。一样的情怀，不同的描写，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不梳妆”言其独居等候之久，想念之深，心境之怨苦；而“盛妆”则符合少女天真的心性，也将怨情描写得不露痕迹。
少女之所以盛妆，是为了等待远方的人归来，由此引出末句“独倚阑干凝望远，一川烟草平如剪”，凝望处，没有归人的身影，只看见一川烟草，如剪刀剪过一样平坦无垠。萋萋“烟草”暗示游子不归之意（《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从盼归到无人归，由希望到失望，一扬一抑，将少女的怨怀描写得更加细腻深刻。词人不直说人未归，也不直写少女哀怨失落的心情，而用她倚栏所见之景收尾，使词境变得广阔，情思显得绵长。
《金铜官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官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官，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无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官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
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官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官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茂陵：长安附近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秋风客：汉武帝曾作《秋风辞》，以此称他。开头两句是说，有人夜间听见茂陵中刘郎的魂魄巡游汉宫，仗马嘶鸣；可是天亮时这一切都消失了，什么迹象也见不到。
首二句想象汉武帝的阴魂预知铜官人将被搬走，头天晚上显示灵异的情形。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三十六宫：汉代长安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土花：指青苔。这两句写汉代遗宫的荒芜。是说，宫廷画栏前的桂树空飘着秋香，苑中青苔满地，人迹稀少。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东关：长安东门，这里指明所去的方向。酸风：悲风。眸子：眼中瞳人。这两句说，魏国的宫官把金铜官人装车送往遥远的魏都洛阳，出长安东门时，悲风迎面扑来，刺着金铜官人的双眼。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君：指汉主。这两句是说，金铜官人离开汉宫时，只有天上的明月陪伴着它；因怀念武帝，泪如铅水洒落。
“清泪如铅水”照应上文“酸风射眸子”，把金铜官人拟人化，想象它因为离情而落泪，同时增添了铜人落泪传说的戏剧色彩。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客：指铜人。咸阳：离长安不远。它附近有渭水，汉代改称渭城。这两句说，金铜官人从长安东去，唯有道旁枯败的兰草为它送行；天公如有感情，也将因这兴亡盛衰的变化而伤感衰老。
这两句和末两句，是记写从长安至洛阳途中的情形，情景凄凉。“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的名句，妙在反衬，以无情的天公也会伤情变老，反衬出有情的人心中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这是作者对兴亡变化的感叹，也反映出它离京去国时的悲愤。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是说金铜官人带着铜盘，独自离开汉宫后，在月下荒凉之地行进；过了咸阳，越走越远，渭水的波声也逐渐听不到了。
这都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一个“独”字，照应了上文的“画栏桂树”、“三十六宫”以及“汉月”、“宫门”，点出金铜官人不忍离别又只得离别汉宫的情状，也见出诗人辞官离开长安时的孤寂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孟浩然“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读了许多书，以求仕途显达，有益于社会。可是“欲济无舟楫”，仕途上屡受挫折，使他陷入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痛苦中。
第一联“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男儿要有英雄气、不必天天在家读书的景致，在武与文的对照中，明确揭示出全篇主旨，把诗人“儒冠误身”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开闸那样突然迸发出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表现了诗人才大难为用的愤慨心情。这种思想，是由于唐代社会积蕴着浓郁的“英雄”气氛，投笔从戎显然不是诗人的一时激奋之举，而是边塞诗人英雄意识和功名情结长期孕育而产生的结果。
第二联借用《论语》典故，运用概括描写，以旷达的情怀称颂晚辈好勇多才，笔调轻松，感情真挚而又得体。从所用典故来看，告八当为诗人的晚辈。诗人用此诗勉励年轻人从军报国，极具壮逸之气，讴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具有极强的震撼力量。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心中充盈着豪荡侠情和肝胆意气。有志男儿凭此足以立功边陲。诗人对豪勇意气的赞美之情，正是盛唐人心绪的真实流露。
第三联承接前面的才气对照，再写两人的不同遭遇。一个“运筹勇入幕”，一个“养拙就闲居”，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出对告八的鼓励和羡慕，流露出自己不得不隐居的苦情。这对当时人们在儒术之外，还重侠尚武的社会思潮作出了很好的揭示。
末联写诗人借用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典故，以功成身退互勉，在消积中蕴含着积极和奋发，在隐逸中充满了幻想和期望，又告诫告八必须像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一样，知进知退，切莫贪恋禄位。功成名就之后又双双归卧田园的典故，以抒发诗人对告八必能恃才建功且会功德圆满的信心。这种热切期盼和信心，同样从一个侧面辉映出典型的盛唐面影。
此诗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虽失意但无苦语，送友人而不见别绪，风格俊爽，颇有韵致。此诗奇句写告八，偶句写自己，句句对照，写得颇有特色。诗中处处闪现着男儿的豪情志节，充溢着一股不同于多婉约情调之宋词的阳刚之气。一方面写告八从军，鼓励他上进；一方面写自己，想求功名后身退。诗中处处照顾到两者的相互关系。最后，以功成身退的“两疏”互勉。写得既真挚而又得体。诗人借送别告八从军，抒发了自己“魏阙心常在修，希求立功成名”的思想，发出了书多无用，功成便退的感慨。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