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首句“西城杨柳弄春柔”貌似纯写景，实则有深意。因为这柳色，通常能使人联想到青春及青春易逝，又可以使人感春伤别。“弄春柔”的“柔”字，便有百种柔情，“弄”字则有故作撩拨之意。赋予无情景物以有情，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杨柳弄春柔”的结果，便是惹得人“动离忧，泪难收”。以下写因柳而有所感忆：“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这里暗示，这杨柳不是任何别的地方的杨柳，而是靠近水驿的长亭之柳，所以当年曾系归舟，曾有离别情事这地方发生。那时候，一对有情人，就踏过红色的板桥，眺望春草萋萋的原野，这儿话别。一切都记忆犹新，可是眼前呢，风景不殊，人儿已天各一方了。“水空流”三字表达的惆怅是深长的。

　　过片“韶华不为少年留”是因为少年既是风华正茂，又特别善感的缘故，所谓说“恨悠悠，几时休？”两句无形中又与前文的“泪难收”、“水空留”唱和了一次。“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说不登则已，“一登”就这杨花似雪的暮春时候，真正是“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它妙就妙一下子将从篇首开始逐渐写出的泪流、水流、恨流挽合做一江春水，滔滔不尽地向东奔去，使人沉浸感情的洪流中。这比喻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汇合，水到渠成的。

　　此词写柳，妙“弄春柔”一语，笔意入微，妥贴自然，把拟人手法于无意中出之，化无情之柳为多情之物；此词写愁，妙引而不发，语气微婉，最后由景触发一个巧妙的比喻：清泪、流水和离恨融汇成一股情感流，言尽而情不尽。

　　《剑阁赋》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时所作的送别赋，一方面描写了剑阁的高峻险恶，另一方面主要表达了对友人依依不舍和盼其早归的深情。这篇赋运用了夸张手法，正面描写了剑阁直插云间，遮断视野，倚靠峰天。然后又从侧面来写，“上则”句以松间烈风萧飒猿声哀切，渲染出凄清恐怖的气氛，“旁则”句以飞湍汹涌声若惊雷，渲染惊心动魄的气氛，运用环境烘托的方法侧面描写剑阁的峥嵘崔嵬。

　　全文主要表达了一下几点思想情感：第一，不等友人离去就盼友人归来；第二，直接描写自己无尽的沉吟叹息；第三，景因情生，以景物表现自己黯淡的心情；第四，想象离别后两人对月相忆的情形。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木兰花慢》，唐教坊曲，从双调《木兰花》演变而来。《乐章集》入“南吕调”。双调，一百零一字，前片十句五平韵，后片十句七平韵，为定格。还有前片四平韵，后片六平韵的，系慢调变格。此词为定格。

　　按照此词中意思看来，贾似道当时刚从鄂州前线回京。

　　“记琼林宴起”，两句，点似道的寿宴期。贾似道生日在秋天八月八日，词人另有《宴清都·寿秋壑》词中有“西风旧色，胜东风秀”之语，可证之。“软红路”，指繁华都市，苏轼诗有“软红犹恋属车尘”句可证之。两句言当皇宫中设寿宴庆贺似道生日的时候，繁华似锦的都城中已经刮过几次西风了。以“西风”点出秋天的特征。“想汉影”三句，借传说喻似道深受皇帝器重。“汉影”，即天河；“荆江”，指湖北以下的长江；“槎信”，即挂星查，每年从天河而来，从不失信，槎、查音近也。《拾遗记》、《博物志》中均有记载，言“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言词人猜想千万年来倒挂空中的银河一定与水波滔滔的万里长江相连通，所以有挂星查每年来回传递信息。“天河”也可借指作皇家所在地，“荆江”，又是似道督军的驻地，所以这里也是暗示出贾似道深受皇帝器重，年年都有皇上的恩赐物品或是旨意传送给他。“金狨”三句，颂寿辞也。“金狨”，即金丝猴的毛皮；“锦鞯”，即锦鞍；“霜横”，疑是“霜操”之误，《南齐书·沈士麟传》：“霜操日严”。霜操，指节操高洁。此言皇上在似道的寿诞之日御赐给他金丝猴皮制成的豪华鞍垫和锦鞍、御马等物，用来表彰他在湖北前线持节独当一面，并保持了高洁的节操。“细柳”两句，也为颂寿辞。“细柳”句，用周亚夫治军细柳营的典故。此言贾似道在湖北的治军与周亚夫治军细柳营一样军纪严明。他使鄂州一带能够不受战事的侵害，湖北农村才取得了秋日的丰收。上片祝寿颂辞。向人祝寿，难免带有奉承、失实之语，如说似道“霜横汉节枣仍红”、“细柳春阴喜色”等句，所以词人会被后人误会为谄媚权贵也。

　　“从容”三句，也为颂辞。言贾似道在鄂州前线督军，由于他从容布置军事，处理敌情，使敌人不敢冒然侵犯，所以边关虽设，因无敌来犯，可以经常关门大开，使城内外的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按：元世祖攻鄂之时，似道筑木栅环城，一夕而就，世祖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后廉希宪对世祖亦尝称述此言，是似道在那时候也曾见重于敌国君相。那末从这里可以知道，梦窗对似道颂辞的描述，也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在。“访武昌”三句，承上联想。“相缪”，相互绸缪，即亲热、作伴之意。“诗筩”，即吟诗饮酒。“筩”，竹酒杯也。此言因为暂时没有战事，所以大家能去武昌游览古时的军事营垒，并且与鄂州的山山水水相亲相爱，荡漾其间，吟诗饮酒快乐。“兰宫”三句，承上游玩两湖一带的山水胜景。“兰宫”，地名，即兰台，在今湖北钟祥县东。宋玉《风赋》说：“庄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天香”，即宫中传来之香，苏轼诗：“朝回两袖天香满”句，可证。“玉芙蓉”，即衡山芙蓉峰，古亦称容峰。这里指代衡山。此言贾似道因为湖北边境平静，所以四处游山玩水。他游过了庄襄王去过的兰台宫，又登上了衡山的芙蓉峰；而皇上仍不断用“翠羽”饰着圣旨，从都城频频传送给似道。由此可见，当时的贾似道权倾朝野，富贵已极；虽远在湖北，对都城临安的信息也仍旧了如指掌。“明月”两句，复结于寿宴中。此言在这里明月当空，笙歌阵阵，杭城贾府中的寿宴正处在高潮之中，但是不知道湖北前线是否还能够登上黄鹤楼，倚栏静坐听乐。结尾两句，既呼应首句“琼林宴起”，也在最后一句中，词人隐隐暗示出湖北一带终不平静也。所以贾似道的治边功绩，终将令人生疑。下片颂辞中，略带隐忧、疑问。

　　此词的上片写遭受潘害的怨恨，作者尽情发泄了对人言可畏的险恶环境的憎恶。开头就说：再也不要与别人争比新月一样娟秀的蛾眉了，这只能惹来麻烦。用突兀而起的笔法，强烈地表现因才遭忌的不平，也可见出作者在下笔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愤激心情。只因为这美好的容颜，也不知招来多少谣言和污蔑，使他痛感小人之口，利于刀剑。既然自古以来不断的毁谤能够伤人至骨，点在臂上标志贞洁的宫砂不可能因诬诉而消褪。在上片中，作者写了一个可怕的黑白颠倒的世界。流言蜚语的邪风毒化着空气，贞洁可以被说成淫荡，美好反而被视为丑陋。这种环境令人窒息，令人愤慨。

　　下片写遇谗失宠后，决心贞操自守，表现了退然不同的决裂态度，女主人公手持象征高洁的纨扇，不愿作乞怜之态，更不会去祈祷秋风再热。她自信红颜未减，宁愿与镜中情影朝夕相对，孤芳自赏。与其以媚态事人，何如“自媚”。从依附于人到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的确是一大进步。这首别出机杼，一反传统立意，表现出作者在逆境中不失其孤傲的性格。措辞激烈，作斩钉截铁语，在词中这已经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风格；而同时柔中有刚，愤激中仍不胜凄惋之感，更为难得。 [3] 

　　这首词，词情甚为凄苦，而情绪却较饱满，虽然充满压抑感，但人物的斗志仍然昂扬。上下两片，前写积毁之重，内心之悲愤，后写对待“积毁”的坚决态度，傲然独立，决不低眉事人，一气呵成，人物形象鲜明。写美人的遭诽谤，美女的“自媚”中，也许有诗人自己生活经历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