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解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前两句写诗人早行经过高登桥与朝涉河。“高登桥下水汤汤，朝涉河边露气凉。”从这两句来看，可见诗人行之早。“汤汤”用词是极为恰当的。后一句写到清凉的露气，前面写到“朝涉河”，前后贯通一体，使人满心欢悦。这类遣词用语微细之处，乍看似妙手偶得，不甚经意，却表现出诗人的艺术素养。这里面包含着高超的语言技巧，却又使人读来不觉，此正大家手笔。
后两句写诗人经淇园的竹园所感受到春夜的清气。“行过淇园天未晓”及前二句均写诗人早行经过的三个地方，皆为平列。“一痕残月杏花香”，既写早行所见，又描绘出此刻特有的景色。颇有画意。前面流水汤汤，写听觉；露气清凉，写触觉；这两句，写视觉和嗅觉。天边，残月一痕；眼前，杏花满枝；耳边，流水汤汤；肤上，凉露清清；鼻中，花香沁人。在朦胧的晨光和露气中，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读者仿佛能够感到，画面上满纸的水墨还湿漉漉的没有干。
这一首短短七绝中，调动眼、耳、身、鼻多种感官，描绘了一个清新宜人、幽美可喜的环境，令人神往。小诗写得这样浑然天成，似信手拈来，清俊自然，别有韵致。
前四句写栽种、花开。“莲枝未长秦蘅老”（秦蘅也是一种香草），点明是暮春时节，“走马驮金”是说牡丹价格之高，斸就是挖，春草就是牡丹。“水灌香泥却月盆”是说牡丹的种植环境是“香泥”和“却月（半月形）盆”；“一夜绿房迎白晓。”绿房指花苞，迎白晓指迎着黎明开放。
中间四句既写花期不久，亦写贵族富贵不常在。“美人醉语园中烟，晚花已散蝶又阑。”一句写牡丹繁盛之时国色天香，美艳动人，像娇媚的美人在园中烟雾里嫣红若语。但这个美景不常在，黎明开放晚上就花散蝶飞，极写繁荣之景之短促。“梁王老去罗衣在，拂袖风吹蜀国弦。”“梁王”指汉文帝的儿子梁孝王刘武，这里借指上文中“走马驮金”的老一代贵族。“蜀国弦”乐府曲名，代指音乐。全句说，老一代的贵族渐渐老死（势力渐微），但是他的下一代仍穿着罗衣，合着音乐赏花玩乐。
后四句接上文，继续借物寓人，以花写人。“归霞帔拖蜀帐昏，嫣红落粉罢承恩。” “归霞帔拖”写残花之景，像衣帔下垂，蜀帐即用蜀纸做的护花罩。全句说，花儿凋零，花帐也失去了光彩，嫣红的花朵飘落，失去了主人的宠爱。隐喻老一辈贵族老死，新一辈贵族失去了当权者（皇帝）的宠爱和恩泽。“檀郎谢女眠何处？楼台月明燕夜语。”檀郎：潘岳，小名檀奴，谢女：谢安蓄妓；檀郎谢女借指贵族青年男女。楼台：当年观花处。全句说：贵族的青年男女又有什么归宿呢，当年喧嚣一时的观花楼台只有燕子在明月下対语。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