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作《曳杖歌》前后的情况,在《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解》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兹引《礼记·檀弓上》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东汉郑玄在上述引文之末注解说:“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字面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命运;比较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依据已知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较为近是的预测。孔子唱这首歌时,只是一种预感,接着病倒了,七天后去世,正应验了他预感的正确。活着,活得清醒;快去世时,也不糊涂。大概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是这首《曳杖歌》所要昭示世人的这一层意思吧。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心灵上正经历着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夜里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他早早地起了床(“蚤作”),或许梦醒后就一直未曾睡着吧;他反背着手,拖着手杖,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礼记正义》)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会再用手杖了;他还“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放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放松的样子。孔颖达说:“夫子礼度自守,貌恒矜庄。今乃消摇放荡以自宽纵……示不能以礼自持。”又说“负手曳杖”与“消摇于门”二句,“并将死之意状”(引书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态支配之下,孔子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已早知“天命”的哲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能不长歌当哭,动情地唱出这首留恋人生、爱惜生命、无奈地直面死亡的悲歌。
《曳杖歌》全文只三句。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泰山快要崩塌,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上述做梦等种种潜意识的以及行为上的异常情况,令孔子自感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说的“则吾将安放”,意思是他们这些学生就将永远失去孔子这位诲人不倦、可敬可亲的好老师了,不觉心情黯然。
全诗三个句子,虽有前两句的比喻与后一句的直陈两个层次,但因感情真挚,比喻贴切而又形象,且句式整齐,每句的第三字都用表示“大概”或“将要”的副词“其”字,故仍不失一气呵成、流利紧凑的即兴吟成的本色。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第一章诗人借曲江秋季萧瑟,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忧伤。首句“曲江萧条秋气高”,写诗人秋游曲江,曲江一派萧条冷落景象。次句“菱荷枯折随风涛”,写秋风瑟瑟,菱荷残枝败叶在水面随风不停摇曳。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诗中以景起兴,曲江秋气感人,诗人不免有年衰之叹。第三句“游子空嗟垂二毛”,写诗人宦旅京华,郁郁不得志,年纪将老而功名无成,面临秋色寂寥的曲江,诗人感慨万千。末二句“白石素沙亦自荡,哀鸿独叫求其曹”写曲江水下白石、素沙,在流水中摇荡不定;孤独的鸿雁悲哀鸣叫,仿佛是在寻求它的伴侣。诗中以此作比,暗喻诗人落魄孤零之况,烘托了诗人失意寂寞的心情。
第二章写诗人放歌解忧。语似旷达,实为悲愤之词。首句“即事非今亦非古”,诗人根据眼前情事即兴吟咏,此诗以五句成篇,似为古体诗;而以七言成句,又似今体诗。这种七言五句的格式,系杜甫自创体,所以说“非今亦非古”。次句“长歌激越捎林莽”,长歌指此诗三章相连,“连章迭歌”;诗人引吭高歌,声动草木,“足以一抒胸臆”。(《杜诗详注》)第三句“比屋豪华固难数”,曲江一带豪华宅第,难以胜数。这一句措词平淡,却意味深长,写景中隐隐流露出一种忧愤之感。末二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庄子·庚桑楚》:“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杜甫化用以表达自己愤懑不平的心情,说“甘作”正表明诗人并未“心似灰”,实质上仍是不甘心。诗人奉劝弟侄不必为他仕途失意而伤心流泪。诗人满腹忧情,却以劝慰他人之语写出,语似达观,更显凄楚悲愤。
第三章写诗人仕途无望,意欲归隐,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心情。首句“自断此生休问天”,诗人怀才不遇,认为此生仕途无望,不必去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杜甫有诗说:“南山豆苗早荒秽。”(《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两句写诗人打算回祖籍隐居度晚年。曲江宅第豪华,却非故园。诗人意欲归隐,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和浓重的思乡愁怀。末两句“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写诗人欲学汉朝名将李广射虎于南山,以终残年。《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贬为庶人,家居数岁,尝于蓝田南山中射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一也”。“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杜甫本善骑射,多年前游齐赵、梁宋时曾“呼鹰”、“逐兽”,所以有此联想。蓝田与杜曲相距不远,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李广尚能“自射”,而己只能“看射”,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跃然纸上。此诗章法独特,前三句连韵作一顿,为杜甫自创的“连章体”。
这三首诗层次井然,首尾相应,承转圆熟,结构严谨。诗人感情深沉而忧伤,悲愤之情融于全诗。诗中情景相生,比兴兼具,沉郁含蓄。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