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写潼关雄踞山腰，下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次句写作者行经此地，马蹄声声，被秋风吹散，点明时间和旅程；三、四句写黄河浩浩荡荡以及潼关境域内的山峦起伏。全诗豪迈奔放，写景与言情巧妙结合，含蓄又生动。
诗的首句以一种远景式的遥望，展现潼关一带苍茫雄浑的气象。紧接着，第二句以轻捷、有力的笔调，将“秋风”“马蹄声”引入诗中，不但以听觉形象补充了前一句所造成的视觉形象，进一步渲染出潼关一带独具的氛围，而且打破了原先画面的静态，给全诗增添了一种动感。对于久处书斋的文弱书生来说，萧瑟秋风也许是惹人伤感的凄凉之物，但对胸怀大志，亦文亦武的诗人来说，秋风中那矫健的马蹄声却更能催动豪情。他在壮阔的天地间策马驰骋，感到欣喜，感到痛快，感到精神上的极大的自由。
接下来的三、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在前面那种状态下，诗人极目四望，眼前的自然景物也呈现出新奇的姿态：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同时将写景与言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融进了诗人要求冲破约束的奔放情怀，是自我性格含蓄而又生动的描绘。
这里的诗人即高山、大河，高山、大河即是诗人。因为诗人已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了高山、大河之上，在高度的审美愉悦中，诗人已与高山、大河进入了同一状态，彼此相融，浑然不分而这“犹嫌束”“不解平”的黄河，高山，即是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胸怀的写照是诗人特有的冲决一切罗网、奋发昂扬的心态的外化。
诗人在这首诗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扩张式的、外拓型的心态。这是一种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所急需的新型人才应有的精神状态。它昭示了诗人短促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就此展开。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康海一度曾春风得意，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被刘瑾一案牵连，盛年遭贬。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这首《雁儿落带得胜令·饮中闲咏》曲中表明了作者归隐乡间、不向世事的决心。从曲中可以看出，他下这一决心并不容易，因为他所受的冤屈，很难从他的记忆中抹去。末两句，表达了对刚正者反遭殃这一普遍现象的激愤和不平。
这支小令放达中寄寓失意，悠闲中含藏不平，刻露了传统士大夫既不愿放弃仕途进取，又对自身遭遇无能为力而聊以自慰的心态，包含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曲子中，作者咀嚼着往日岁月的狂放，奔涌着壮志难展的愤激，回旋着蒙冤受屈的悲凉。
此曲闲愤世诉悲之作，不同于康海表现隐逸闲情、曲风本色豪放的乐隐乐闲之曲，它饱含着一种独特的冤愤悲音，在雄豪中寓有沉郁悲愤的风格。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