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别致。第一、二两节各六句:第一节写别家上路时情景,第二节写途中所见景物及自己主观心情随客观景物之变化而变化的心理活动。“华志”二句自为一节,是前两节的一个小结。“推琴”二句又成一节,似用旁观者口吻结束全诗。这是作者从主观世界中跳出来,故意用客观叙述来“冷处理”,从而让读者于言外去品味诗人内心的苦况。
在第一节中,有两个表时间的虚词与一般讲法有异。一是“仲秋始霜雪”的“始”,作“初”解。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注云:“近人用‘始’字有迟久而后得的意思,此不同。”其说是。诗句译成口语,应该是“刚到仲秋时节就开始出现霜雪了”。另一是“方冬与家别”的“方”,“方冬”,指初入冬,而不是将入冬。这里有个节序的先后问题。“江上”二句写今年寒意来得早,阴历八月就下霜落雪了。这时要出门从军,必须把衣食准备得充足些;偏偏作者因家境困穷,缺乏衣粮;但又不能不动身,只好在冬初辞家远行了。鲍诗的特点就在于平平写起,闲闲引入,看似寻常笔墨,而诗意却亲切感人。此诗正是这种典型写法。于是接下来写五、六两句:寒冷的初冬,已是满目萧条,偏偏又在缺衣少食的经济条件下离乡背井,从后渚动身时内心当然要充满凄怆了。这六句纯以质朴平实的描写来打动读者,遣辞造句,似乎全不着力。这与第二节锤炼字句、刻画景物的写法几乎判若泾渭。但作者却把这两节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乍读时觉得何以一诗之中风格顿异;其实这正是鲍照写诗善于变化,力图用语言的浅显与生涩来对读者施加影响,从而使读者的感受随诗人笔锋而转移的地方。
第二节,“凉埃晦平皋”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把空阔平旷的皋原给掩蔽了,显得模糊晦暗,使作者无法向远处瞻眺。这是陆景。“飞潮隐修樾”者,腾跃的江潮遮住了诗人的视线,两岸修长的树影仿佛都隐没了。这是江景。于是作者乃置身于一片迷茫和惊涛骇浪之中了。吴汝纶以“凉埃”二句比喻世乱,看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者此行的目的是“从军”,而目之所接,身之所经,却是晦暗的前途和惊险的处境,自然会产生来日茫茫吉凶未卜的预感。所以这首诗的景语似乎并非纯客观的描写,而是近于比兴的。所以前人大都认为这一句是作者自喻。“空烟”正在包围着太阳,因此吴汝纶认为这一句“喻世事之变幻”“视升灭”者,眼看着这一簇烟雾忽而升起、忽而消逝之谓。总观这四句景语,还有个动与静相对配合的特点。“凉埃”虽非静态,但比起“飞潮”来,相对地却要静一些;而“孤光”虽在独自徘徊,比起“空烟”的倏尔升起、忽然消灭来,相对地说也算是静态。这就比以纯动与纯静相对照来得空灵生动得多。古人写诗总是在发展中有所前进。鲍照写景,就比谢灵运以前的人进步很多,像这种相对的动与静的配合在鲍照以前的诗人笔下就很少见到。而到了王维,干脆有静无动,只把宏观的壮伟场面如照像一般摄入诗中,其胆识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人,即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也。
四句景语之后,再虚写两句以为收束。“途随前峰远”者,“前蜂”为眼中所见,要达到那里还有一大段路程,作者心里是有数的,所以用了个“远”字。而这一句又含有前路无涯,茫然无所归适之意。“后云”者,指已经被抛在身后的重云叠雾。行人虽已走过了那一段“空烟升灭”的地带,可是那郁积的云层仍压在心头,给自己带来了迷惘与怅恨,所以诗人的思绪仍在追逐着它,从而使内心郁结不释。王夫之以“发心泉笔”四字评价鲍照,“发心”者,心细如发之谓;“泉笔”者,妙笔生花,文思如泉涌之谓。用来形容此诗的中间六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华志”二句写得很吃力。“华志”犹美志,它是鲍照自己创造的词汇。这句是说自已虽有美好的志愿,却被无情的岁月给搅散、打乱了。“惊节”与“驰年”为对文,指使人吃惊的节序变化。这句是说,自己的青春已被令人吃惊的时光给弄得凄惨暗淡,无复当年的蓬勃朝气了。这就把客观上时空的变化和主观上壮志的销磨融成一体,综合地化为无限感慨。诗写到这里,已届尾声,本可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乃变换一个角度,用最后两句收束全篇。
以上所写,从作者离家远行说起,并把旅途所感抽绎出来,全属主观抒情之笔。但在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中却另有一种写法,即把主观抒情的内容用客观口吻给描述出来,宛如借旁观者之口来为抒情主人公说话。鲍照此诗结尾实用此法。在大段的羁旅行役的描写之后,忽然转到弹琴上来。好像作者已结束了旅程,在到达目的地后把所见所思通过弹琴表达出来。这就把直接的主观抒情做了间接的客观处理,前面写的种种思想感情仿佛是事过境迁的一番追溯。但作者并没有把主观抒情部分做纯客观的处理,只是把距离拉开了一点而已。因为从诗意看,弹琴者仍是作者本人。这末二句说,作者把一腔心事通过琴音来表达,但弹到这里,由于过于伤心而弹不下去了,只能推琴三叹,琴声亦如有情,遂因弹琴者之凄怆感慨而戛然中止。这在作者看,这样写可能增加了有余不尽的回味。但这种把笔势宕开的结尾,其艺术效果究竟如何,则仁智所见亦各不相同。如方东树就说:“收句泛意凡语。”认为这样结尾反而弄巧成拙。作者本意原为创新,但衔接得过于突兀,加上这一手法也并不新奇,反倒成为败笔。故方氏之见似亦未可忽视也。
这首诗写作者二月返道州的夜行中,平阳守吏盘问姓名的事。
诗的前两句“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渲染出了一幅美丽怡人的湘江春夜图。从长沙还道州,本属逆水,又遇江水上涨,作者却说“宜夜行”。这样写,是正因为实际情况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乐观的缘故。这两句将二月湘江之夜写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写出了江面的开阔,“和风”写出了春风的和煦,“满月”写出月色的明朗。诗句洋溢着乐观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两句是诗人信手拈来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诗中:当桨声伴着歌声的节拍,行驶近平阳戍(在衡阳以南)时,突然传来高声喝问,打断了船歌:原来是戍守的官吏在喝问姓名。如此美好、富于诗意的夜里,半路“杀”出一个“守吏”,大煞风景。本来应该听到月下惊鸟的啼鸣,远村的犬吠,那才有诗意。前人也一直是这样写的,但此诗一反前人老套,另辟新境。“守吏相呼问姓名”,这个平凡的细节散发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
在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年间,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结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经乱亡”(《舂陵行》)之后。春江月夜行船,遇到关卡和喝问,破坏了境界的和谐,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这一情节也写出了夜行船途中异样的感受。静夜里传来守吏的喝问,并不会使当时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种安全感。当船被发放通行,结束了一程,开始了新的一程,乘客与船夫都会有一种似忧如喜的感受。可见后两句不但意味丰富,而且新鲜。这才是元结此诗独到之处。
这样的诗句是即兴式的,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诗,却非有创新的勇气不可。和任何创造一样,诗永远需要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