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上片，以拟人的手法，写梅与人传情，赞美了梅一样高洁的人格。“峤南江浅红梅小，小梅红浅江南峤。”开头两句用回环句式特写了细弱的“小梅”开在很不显眼的“江南”黄州这块土地上，苏轼借以自喻贬谪的孤芳生活。“窥我向疏篱，篱疏向我窥”，突出了细弱的梅花与贬谪的苏轼同是苦命根，如坐篱牢，只能通过篱缝传话慰藉，借以显露出梅的孤傲品格，人的独立性格。上片，既描写了景物梅的形象，又体现出景物梅的形象中的苏轼的情感体验，引起读者的共鸣。
下片，从时空变化的角度，苏轼叮嘱赵晦之要把握住有限的时光，珍重自己，爱惜余年。“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反复进言，以“老人”点明双方生存的时间，以“行人”点明双方生存的空间。时空交错，造成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苍凉感。“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苏轼仍以梅的品格自喻，点明了该词“红梅赠别”的主旨：虽是暮春的残枝梅，仍傲立于自然间，但应珍惜。说不定来年一到，“春风吹又生”，新枝发新芽了，暗示着苏轼傲然不屈，期望重返朝廷的美愿。
与其他咏梅词一样，该词仍然是以梅格喻人品的。残梅的枯凉景象与词中“行人”的孤独身影融合无间。这是以景物渲染出“惜别离”的环境与气氛，寄寓着岭南的残梅和黄州的残梅，终有一天，会焕发出新枝而青春永驻的情意来。
《采莲曲》，乐府旧题，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崔国辅的这首《采莲曲》就是一首清丽而富有情趣的篇什。
“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玉”、“金”二字用得很有讲究。用“玉”形容塘边，就比用“绿”显得明秀、准确、传神，它能使人想见草茂、气清、露珠欲滴、风光明媚的景象；玉溆配以鲜花，为主人公的活动设计了明丽动人的环境。金塘的“金”，和前面的“玉”相映增色，读者可以因此想见阳光灿灿，塘波粼粼，桃腮彩裙，碧荷兰舟，相映生辉的情景。绘画学上，很讲究“补衬”之色，以“金”色补衬其他颜色，则使和谐的色调更加光彩明艳。金塘的“金”字，正有如此妙用。在这一联中，“争”、“乱”二字，也运用得活而有力。一个“争”字，把百花吐芳斗艳的繁茂之态写活了。“金塘水乱流”，塘水本不流动，即使是通河之塘，水也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但由于有了几多采莲轻舟，此往彼返，那塘上的水波便相向回旋起来；一个“乱”字，写尽了青年男女们轻舟竞采、繁忙不息的劳动情景。诗人不写人的活动，人的活动自见，只从水波蛇行回旋的乱流中，便可想见人物的活动情态。
这些江南水乡的青年男女们天真活泼，对美好的爱情有着大胆炽热的追求：“相逢畏相失，并著木兰舟。”这两句写了恋人的心理活动。恋人水上相逢，喜出望外，十分珍惜这次相逢，唯恐水波再把他们分开，于是两只船儿紧紧相靠，并驾齐驱，谁也舍不得离开谁。“畏相失”，活现出青年男女两相爱悦的心理状态，写尽了情侣间的相互爱慕之情。
该诗所写的爱情十分纯真，也十分含蓄，一句“并着木兰舟”，十分耐人寻味。诗人不直接写人，而通过富有诗情画意的景物，将人物的活动融入美景之中，写得神态逼真，生活气息浓郁，风味淳朴，是一首活泼清新的抒情小诗，它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