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唱春日百花争艳的迷人景象的词作。写得艳丽浓郁，光采照人，真可谓字字珠玑，行行锦绣。但言语深处，隐然有伤感意。
上阕仅用寥寥四句，便写出了一片花团锦簇、灿烂照眼的艳阳春光。“斜红叠翠，何许花神来献瑞”中，前句使用代称手法，以“红”代花，以“翠”代叶，达到含蓄而不直露的效果；一个“斜”字，写出花朵娇柔多姿、毫不呆板之态，一个“叠”字，则强调了叶片争茂繁密的长势。后一句是对眼前花繁叶茂的美景充满惊奇地赞叹，“何许”，即何处；“献瑞”中的“瑞”是祥瑞、吉祥之义。春天到来，百花盛开，千朵万朵的红花在翠绿的枝叶映衬下明艳照眼，这是何处飞来的花神为点缀人间作出的精心奉献！“粲粲裳衣，割得天孙锦一机”二句，仍然着意写花态之美，前句采用了拟人手法，径直以穿衣着裳的“花神”指花；“粲粲”是鲜明的样子。后句中的“天孙”即织女星，《史记·天官书》中有“河鼓大星……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的记载，在这里则指神话中精于织锦的织女。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花神们身上色泽鲜艳、光华夺目的衣裙，都是用从天上手艺最高的织女的织锦机上割下的锦绣制成。这般景象只应天上才有，人间能得几回看到！这是词人对令人陶醉的春光发出的由衷的赞叹。
下阕四句写花的内在质地与对春光的爱惜。“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中，以纯“真”写花的香，以美“妙”写花的质，真可谓玉质天香，它们怎能经受得住浊世间的狂风吹与烈日晒的摧残！“着意遮围”之句承上启下，要小心翼翼地为百花遮风挡雨，不使它受伤害，只这样做还不行，要使百花常开不败，关键的是“莫放春光造次归”，一定要拉住春光，千万不要让它轻易随便地归去。这是词人发自心底的呼声，写尽了对盛开的充满生气、携着春光的繁花的缱绻之情。
若沿袭自《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来看，词人显然是以香花喻君子，“真香妙质”之句可见；而摧残香花的“风”、“日”则隐喻朝中奸佞的权臣。这便给予该词以深刻的社会含义。据该篇后记文字“绍兴壬申春，芗林瑞香盛开，赋此词。是年三月十有六日辛亥，公下世。此词，公之绝笔也”，可知这首词写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瑞香盛开”的春天；因词人自号“芗林居士”，可见“芗林”系指其所居之处；是年三月十六日词人要执意挽留的“春光”尚未归去，而词人却辞世而长去了，这首留世词作，便成了他向世人向春光告别的绝笔了。
这首诗描绘了洞庭湖月明雁啼、水天相映的景象，展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似乎寄托着作者的仕途不遇、人生悲凉之感。全诗以洞庭湖景引入，以帝子传说作结，意境清空幽冷，想象丰富奇特，充分体现了李贺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此诗的风格、意趣和构思，都很像《楚辞》中 的《湘君》《湘夫人》
首联写洞庭湖上，明月千里，天水相接，凉风习习，大雁掠过，是先就其地描画一下清空幽冷的光景。
颔联说，青石上的九节菖蒲早已枯萎，于是诗人产生了这世上哪里还存在不死之药、何处还能寻觅到仙人足迹的疑问，而在这波光荡漾的夜色中，仔细聆听，似乎可以听见湘灵鼓瑟的幽怨之声，他们也在恭迎着帝子的降临。
颈联诗意出现转折：但多年过去，连山头的桂树都已变老，帝子身影仍然没有显现，唯有那雌龙在泛着寒光的湖面低吟。
尾联写一群群小鱼在幽静的湖水中窜来窜去，帝子既不可见，那就姑且把珍珠投入水中，以祈求她的祝福。对结尾两句，诸家解法大体相同，都以为出自《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即湘夫人因等不到湘君，心生怨恨，为了表示决绝，把湘君所赠的东西都投到水里，以表示湘夫人深长的怨望。
这首诗与李贺另一首诗《湘妃》在意境和用词上非常相似。在意境上都显得比较幽冷。在用词上，“千年”与“古香”、“凉夜”与“凉风”、“雌龙吟怨”与“吟古龙”、“山头老桂”与“九山静绿”以及“幽愁”与“吟怨”等都比较相似。这两首诗应是姐妹篇，而《湘妃》涵义的清晰性正可以帮助正确解读《帝子歌》。
此诗起笔四句，即以真形画，疑画为真，写出乍见巫山屏风时的感受。接下来，“如有声”、“如有情”，诗人由疑而入迷，竟从画中听出有声，见出有情；可是转眼间幻觉顿失——“徒盈盈”，眼前只是一片寂静——“何寂寂”，诗人复由迷而生疑；“高咫尺，如千里”，原来只是一幅画，并非实景，诗人又由迷而悟。
然而，审美过程并没有到此为止，诗人进一步对画面作了仔细观照，“苍苍”以下六句，即随着诗人视线的转移，由远而近，从大到小，有层次地展现出画面景物。正是在这一凝神观照的过程中，由于画面的逼真，使诗人再一次心生幻觉，坠入迷境。把诗人审美过程中上述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感受及其变化，表现得如此真切生动，是本诗最显著的特色。
此外，诗中对画面景物的再现，纯从实处着笔，但由于它是围绕诗人的审美心理感受及其变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因而既给人历历在目之感，又毫无呆板琐细之嫌，其中所隐含的美妙神话传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内涵，更能激起人们美好的情感联想。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