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全篇围绕“白莲”。词人用笔把白莲作为一个淡妆少女描绘，是咏莲词中的一篇佳作。
上片“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赋”，从外部形象上写白莲本色。紧扣“白”字，花中有人，风姿绰约。“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词人对首二句的描绘而进一步加以渲染、烘托。“泠泠”“萧萧”描绘了白莲的“淡妆”的同时也写出白莲的精神状态。向以红色娇媚与洗净铅华腻粉的白莲相比，却要“敛避”，以此说白莲之美，则不言而喻。至此为白莲所绘之彩之形，已形神俱得。“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借典故来追述白莲受宠的史迹。《天宝遗事》载，唐明皇与杨贵妃共赏太液池中白莲，白居易《长恨歌》也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这些可惜已成历史陈迹，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唐玄宗龙颜大悦。曾经的华美盛景，如今却一转为“空”“倦”。以“不堪重记”收束繁华往昔，点明白莲已凋、盛时已往的今朝。“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反承“不堪”句意而来，又开一个层次转写眼前白莲的遭遇。“翠舆难驻”“玉簪轻坠”是指时序更换，指白莲凋零，狼藉池塘，众芳芜秽。
下片“别有凌空一叶，泣清寒、素波千里”以萧索景象为背景，写白莲凋落之后的景况。首先写“凌空一叶”立于千里清寒素波之上，笔意较为奇特。写莲房垂露，在梦里怀恋着它那过去的纷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凌空一叶”“素波”让读者不禁想起当时漂泊海上的南宋流亡政权。“泪湿”“恨远”形容白莲的凄苦，同时也可看作是暗指南宋彻底灭亡一事。“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转写秋天月夜之下，残荷虽残，而“仙意”尚留。以“羽扇”句写秋，以“琼楼”句写月。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总括白莲凋残，虽然冰魂犹在，无奈香消衣脱，冷露凌逼，语调悲凉至极。
这是一首“长调词”，但构局开合多变，擒纵自如。起笔至“娇红敛避”，词人以散骈结合的笔法，描绘白莲形象；随之三句忽然另辟天地。“冰魂”三句，转笔收揽，而于下片换头再次转笔，作进一步推阐。用笔，曲折往复，卷舒之间，一无沾滞，显示了长调“构局贵变”的特点。从咏物的角度看，词人把“白莲”写得形神俱备，写白莲却无二字，寄慨亡国，却也幽极静极，这是一首意境深远的咏白莲词。
关汉卿的大德歌分别写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以一位闺中女子的口吻抒发其久久盼望离人归来，而屡屡失望的相思之苦。这首是写春季的，以春季而人未归，抒写女主人公的哀怨情愫。
此曲首二句“子规啼，不如归”，既写景，又写时。意为：春天的杜鹃叫了，好像在说“不如归去”。声声响在少妇耳旁，深深触动了她怀念远人的情怀。所以第三句写道：“道是春归人未归。”意为：你走的时候说是春天就回来，而今春已到，却不见你的踪影。由于盼人人不至，精神饱受折磨，于是引出“几日……絮飞”两句。“几日憔悴”是从外形上描绘其愁苦。“虚飘飘柳絮飞”，表面写的是景，实际是比喻少妇的心理状态。情侣在外是凶、是吉、是祸、是福都不得而知，不能不令人担心。因而心绪不定，正如虚飘飘的柳絮，无所适从。下句“一春鱼雁无消息”是说：她等了整整一个春天，九十个日夜啊，却一点消息也没等到，痛苦已极，百无聊赖。妙的是作者未从正面明写这种感情，而是宕开一笔，用“则见双燕斗衔泥”来反衬。燕是“双燕”，它们为筑爱巢在比赛着衔泥。此情此景，和孤居独处、落落寡欢的少妇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禁使人又添几分苦涩。
曲子以“归”为诗眼。首句“子规啼”，因其声若“不如归去”，能发闺妇怀远之情。二、三句妙用三个“归”字，贴切、自然流畅，强烈地传达出思念的情感。在飘飘柳絮衬托之下，“添”字尤见精神，准确地把握了因“思”而起的恍惚神态。末句写眼前景，以双燕衔泥营巢继续映衬和强化浓郁的思念和独寂之情。
此曲开头用的是比兴手法。中间写少妇的离别之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最后用双燕衔泥反衬少妇的孤独之苦。全篇紧紧围绕一个“春”字，从各个侧面描绘，突出了少妇的思念。行文上惜墨如金，不蔓不枝。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