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这首诗描写作者上封事前在门下省值夜时的心情，表现了他居官勤勉，尽职尽忠，一心为国的精神。全诗八句，前四句写宿省之景，后四句写宿省之情，叙述详明而富于变化，描写真切而生动传神，体现了杜甫律诗结构既严谨又灵动，诗意既明达又蕴藉的特点。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起首两句描绘开始值夜时“左省”的景色。看起来好似信手拈来，即景而写，实则章法谨严，很有讲究。首先它写了眼前景：在傍晚越来越暗下来的光线中，“左省”里开放的花朵隐约可见，天空中投林栖息的鸟儿飞鸣而过，描写自然真切，历历如绘。其次它还衬了诗中题：写花、写鸟是点“春”；“花隐”的状态和“栖鸟”的鸣声是傍晚时的景致，是作者值宿开始时的所见所闻，和“宿”相关联；两句字字点题，一丝不漏，很能见出作者的匠心。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此联由暮至夜，写夜中之景。前句说在夜空群星的照耀下，宫殿中的千门万户也似乎在闪动；后句说宫殿高入云霄，靠近月亮，仿佛照到的月光也特别多。这两句是写得很精彩的警句，对仗工整妥帖，描绘生动传神，不仅把星月映照下宫殿巍峨清丽的夜景活画出来了，并且寓含着帝居高远的颂圣味道，虚实结合，形神兼备，语意含蓄双关。其中“动”字和“多”字用得极好，被前人称为“句眼”，此联因之境界全出。这两句既写景，又含情，在结构上是由写景到写情的过渡。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这联描写夜中值宿时的情况。两句是说他值夜时睡不着觉，仿佛听到了有人开宫门的锁钥声；风吹檐间铃铎，好像听到了百官骑马上朝的马铃响。这些都是想象之辞，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勤于国事，唯恐次晨耽误上朝的心情。在写法上不仅刻画心情很细致，而且构思新巧。此联本来是进一步贴诗题中的“宿”字，可是作者反用“不寝”两字，描写他宿省时睡不着觉时的心理活动，另辟蹊径，独出机杼，显得词意深蕴，笔法空灵。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最后两句交待“不寝”的原因，继续写诗人宿省时的心情：第二天早朝要上封事，心绪不宁，所以好几次讯问宵夜到了什么时辰。“数问”二字，则更加重了诗人寝卧不安的程度。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便有一种悠悠不尽的韵味。结尾二句由题后绕出，从宿省申发到次日早朝上封事，语句矫健有力，词意含蓄隽永，忠爱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这是一首闺情词，上片咏草起兴，以芳草喻离恨，进而写出女子凤楼独居的苦楚，下片先写梦境，后写女子所居的环境，进一步表现抒情主人公念远的愁情。全词语言明自雅丽，笔法离合自然。这首词摆脱花间词人对妇女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在词史上有一定影响。
“细雨湿流光”，虽则五字，却道尽了初春的无限风光。细雨蒙蒙，洒落在春草叶上，留下滴滴水珠，微风吹过，泛起流光。“湿流光”意指主人公所度过的随春雨而流逝的岁月也是那样的冷涩恼人，正是“梧桐更兼细雨”“怎一个愁字了得”。“流光”一词还将冷凄扰人的静态烦闷与时光流逝的动态惧忧结合起来，冷寂独处的日子往往感觉太慢，本希望快点度过，可是女人出于青春容颜易老的心理却又希望时间慢慢流逝。而“流光”一词又给人快速流去的感觉，如此矛盾纠结的心理集于此短短五个字中。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人生苦短的生命忧患意识。“芳草年年与恨长”也是以具象表现抽象的妙句，将无形的离恨比托于年年生、年年长的芳草，可感可触，极形象地道出抒情主人公忍受长久离别的痛苦。
“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一方面，它确切地描绘出了春天细雨绵绵之时。烟雾缭绕，茫茫一片的景象；另一方面，雾笼凤楼，人如同被困锁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无限心事，茫茫无以倾诉。两相对照，景情交融，给读者的感染力就非常之深。
“鸾镜鸳衾两断肠”。鸾凤成双，鸳鸯成对，“鸾镜鸳衾两断肠”中的这个“两”字既有两两成偶之物与自身形单影只的对比，也包含着两对成双之物对自身孤独情怀的连续刺激，语意双关，极有意蕴。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魂梦任悠扬” ，是对“烟锁凤楼”的反弹，禁锢在空闺中的少妇在梦中可以无拘无束，任情驰骋。可睡起所能看到的只是“杨花满绣床”。“杨花满绣床”与上句“魂梦任悠扬”相印相称，一虚一实，互文见义。从这两句所描述的情景看来，思妇魂牵梦萦的意中人杳不见踪影。洒脱之余，更显悲凉。
“薄悻不来门半掩，斜阳”。她半掩闺门，等待恋人的到来，可是从清晨等到红日西斜，还未见踪影，她忍不住骂了一声“薄情郎”。爱之深，方恨之切。她口头称为“薄悻”，内心深处爱的深切。
“负你残春泪几行”。当无望中的盼望最终落空时，她便簌簌的落下泪来。词人不说抒情主人公是为所思之人流泪，而说因辜负了三春的良辰美景而为春光洒泪。此为本词又一出新的写法，同时也是对抒情主人公心怀的一种委婉诗意的表达。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