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