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好春怨秋愁，这是典型的宫怨（闺怨）诗。一般的宫怨（闺怨）诗多以凄清秋景作背景，借以烘托失宠宫嫔之寂寞凄凉心境。此首却以春晓鲜妍明丽的景物作背景，借以反衬宫嫔失宠的命运与惋惜红颜易老的心理，别具匠心。
开头两句写春景。“家临长信”“乳燕双双”有所暗示。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汉成帝刘骜微服巡行，经过阳阿公主家，见歌女赵飞燕艳丽非常，便召她入宫，极为宠幸。不久，成帝又将其妹赵合德召入宫中，封赵氏姊妹为婕妤，从此赵氏姐妹贵倾后宫。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赵飞燕又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有邪媒之道。许皇后被赵氏姐妹诬陷后，班婕妤见情势危急，便请求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这里借用“长信宫”来暗喻班婕妤失宠后自避长信宫的典故，使诗歌表达闺怨之旨突显出来，内中隐含着失意的忧伤。接着两句写用品、陈设的富贵华美，隐隐透漏出一种慵懒无奈之感。家宅临近皇居，出入乘油壁香车，金犊牵挽，室内陈流苏宝帐，有春鸡报晓。不言富贵，而诗中人之豪奢自现。
后面四句写暮春景色，“暖犹睡”“闲不扫”表现出来的是春困的慵懒，“衰桃一树”“红颜镜中老”表现出来的是容颜憔悴，青春逝去的哀怨。结尾暗以衰桃临池比喻美人临镜，叹息红颜易衰，表现出一种无限悲凉之感。
此诗以春鸡、乳燕、落花、衰桃、娇鸟等意象渲染出了一片暮春景色。全篇几乎没有动作，也没有出现人物，纯为一个静谧柔媚的画面描绘。作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不作过多的主观抒情，就像是一幅图画，是一种静的客观的美。全诗语言华丽，意象密集，风格秾丽绮艳。其声调的确有接近词体之处，因此有些版本就当作词处理，调名为木兰花（或玉楼春）。
此词是黄山谷与甘居山野、不求功名的“眉山隐客”史应之互相酬唱之作，全词通过一个“淫坊酒肆狂居士”的形象，展现了山谷从坎坷的仕途得来的人生体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苦闷和激愤。词中所塑造的狂士形象，是作者自己及其朋友史念之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一时代中不谐于俗而怀不平傲世之心的文人的形象。
上片是劝酒之辞，劝别人，也劝自己到酒中去求安慰，到醉中去求欢乐。首句“黄菊枝头生晓寒”是纪实，点明为重阳后一日所作。因史应之有和词，故自己再和一首，当亦是此数日间事。赏菊饮酒二事久已有不解之缘，借“黄菊”自然过渡到“酒杯”，引出下一句“人生莫放酒杯干”。意即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长入酒中天。“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酒簪花倒著冠”，着意写出酒后的浪漫举动和醉中狂态，表明酒中自有另一番境界。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都是不入时的狂放行为，只有酒后醉中才能这样放肆。
下片则是对世俗的侮慢与挑战。“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仍是一种反常心理，其含意于世事纷扰，是非颠倒，世风益衰，无可挽回，只愿身体长健，眼前快乐，别的一无所求。这是从反面立言。“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则是正面立言。菊花傲霜而开，常用以比喻人老而弥坚，故有黄花晚节之称。这酒说的白发人牵换着黄花，明显地表示自己要有御霜之志，决不同流合污，而且特意要表现给世俗之人看。这自然是对世俗的侮慢，不可能为时人所理解和容忍。
此词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一个类似狂人的形象，抒写了山谷久抑胸中的愤懑，表现出对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无言的反抗。词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以自乐自娱、放浪形骸、侮世慢俗的方式来发泄心中郁结的愤懑与不平，对现实中的政治迫害进行调侃和抗争，体现了词人挣脱世俗约束的高旷理想。主人公旷达的外表后，隐藏着无尽的辛酸与伤痛。
是词写相思。前阕伤春，首三句写“怨”：“留花不住怨花飞，向南园、情绪依依。”主人公面对南园，叹息无力将春花留住，伤春情绪依依，愁怨落花漫天飞舞。“依依”的怨情，真如飞花般撩乱。“可惜”直白抒情，“倒红斜白”，红花倒伏，白花歪斜，一片狼藉；“一枝枝”，数不清，全都这样，满目惨状。经昨夜的一场风雨，再次受到摧残，零落凋谢的样子，目不忍睹：“依依”言情绪；“枝枝”言规模；“倒”、“斜”言惨状；“经”、“又”言反复，将“怨”情融入落花场景，充分表达了伤春情怀。
后阕抒相思之情。主人公凭靠朱栏，手举金杯，面对花残叶败的芳丛，惆怅经久不止。感情发展的脉络清楚，“惆怅多时”呼应“情绪依依”，渐进、发展到结尾，涌流而出：“何况旧欢新恨、阻心期。空满眼、是相思。”由暮春的落花起兴，言伤春之怀，言怀人之愁，结于相思之情。
这是一首惜春词，它细腻地表现了由凋零的花草引发的旧欢新恨。词人对被风雨吹打落地的花叶充满了怜惜之情，这种情景最易勾起他对已经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但终归徒然，故而又心生惆怅悲凄。无可奈何之际，只好独凭朱栏，以饮酒来稍作安慰，但新恨旧欢，总是遗忘不掉。表现了词人对人生那种无奈的又很痛苦的心理特征的深刻感悟。人生是痛苦的，但又必须坚持着度过。词人的心理非常细腻、敏感，对发生在世间的细微变化他都有清晰的描述。全词语言娴雅清丽，情绪抑扬婉转，写景中尽含情愫。
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述和渲染了猛虎出穴的威风；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最后八句第三部分，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先描述和渲染猛虎出穴的威风。黄昏时候，在苍苍的山林里，一阵凄风刮来，黄色的茅叶沙沙作响。“云从龙，风从虎”，老虎出洞了。熊罴不敢当，其气势足以吞赤豹，慑封狼。“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这两句不仅写出了猛虎的张牙舞爪的模样，而且暗示了讽刺的对象。王充《论衡》载：“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李贺《猛虎行》“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用此典以刺藩镇，而此诗则用此典以示所刺对象不是在下层，而是在朝中的权奸。犹如猛虎慑服赤豹和狼，这个权奸先以其威势慑服同类。高若讷之附和吕夷简，就是趋附这种威势。
中间一段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这一段，意在借猛虎当途吃人，来抨击奸佞陷害忠良。全诗的核心就在这一段。借物寓意，也是一种比附，同样必须抓住相似点。张籍《猛虎行》和李贺《猛虎行》意在讥刺藩镇父子相继称霸一方，所以抓住猛虎“年年养子在空谷”、“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的行为，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而此诗意在抨击吕夷简辈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故抓住猛虎“当途食人肉”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诗的要害。
末段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诗以猛虎的口气说：食肉既是我份内的事，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糜鹿的性情是柔和的，它不伤同类，结果还是被人捕杀吃掉。损人利己，举世皆然，“而欲我无杀，奈何充馁肠！”强盗有强盗的逻辑，老虎吃人也有其吃人的逻辑。代虎申辩这种逻辑，犹如戳人一枪，猛地倒抽，带出肚肠，足以置人于死她。
诗人胸中对吕夷简的憎恶，不能直言，便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吕夷简穷治朋党、残害忠良的愤恨。全诗以猛虎的当道食人，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来喻人喻事，有着强烈的讽刺色彩。
原诗是南宋灭亡后，作者作为俘虏被押送到燕山一带去的途中所作。北望燕云诗人有无限感慨，此次北去，吉凶未卜，江水悠悠东去，象征南宋国运已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与被俘人众怀着凄恻的心情被押往北方，途中步履维艰，却后退不得。举目北望，哪里是个尽头？眼中所见再也不是熟悉的故国风物，头顶天空再也不是故国的天空。“不尽头”，是指北国的云天苍茫弥漫，神秘莫测，这艰难的路程没有尽头。这三个字透露出诗人前程未卜、追怀故国、难舍难休的心态。第一句就以沉缓迷惘的语气奠定了全诗缠绵惆怅、凄神哀肠的感情基调。
第二句写大江东流的壮阔之景。面对浩大之物，人们往往感到宇宙时空宏大永恒，人生渺小短暂，既而或看破红尘，游戏人生，或情动于中，积极奋进。诗人正处此境，面对这永不停歇的江水，感慨万千。“水悠悠”似乎说诗人的痛苦永无断绝，象悠悠的东流水一样。孔子指着江水说“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而诗人心中的亡国之思随时间的推移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像江水那样滔滔不停永无尽期。江水悠悠，心潮起伏，诗人或许也想到人世更迭，人生荣辱之变，但最为刻骨铭心的却是故国之思，是对国事变迁的沉痛追怀。故国往事是否如流水逝了？时光之水是否真能冲刷掉心头的哀伤愁绪？诗人以“大江东去水悠悠”的壮阔之景衬托心中难耐的孤凄无助、恍然如梦的思绪，传达出哀怨、惆怅、悲凉的心境。
“夕阳一片寒鸦外”，化用秦观的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因正是眼中所见，真情实景，便自然无痕，不觉生硬。画面很简单，夕阳渐沉，暮色苍茫，寒鸦归巢。但那种孤寂清冷、悲凉凄恻的情绪却深入人心。这动人心弦的画面与前两句所述是同一双忧郁眼睛所见，同样都折射出诗人心中的苦楚，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目断东西四百州”，读至此处，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喟然长叹。环顾四野，高天长云，大江东流，夕阳寒鸦，暮色暝暝，故国神州何处？我身何处？“目断”是思而望，望而不见。从诗的第一句起，诗人就开始了寻找，东西南北望断，只落得心中一声无奈的叹息。“四百州”说明了魂牵梦绕的故国曾经是地大物博、国强民盛，而今再也寻不见了。国势衰微至此，连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想想真是泪眼望穿，愁肠寸断。
“望”字起到全诗景物描写的统领作用。四句诗只写一个“望”字，紧紧围绕一个“望”字来写。北“望”燕云，不知命运如何；眼前“望”着大江东去，无力挽回颓势；向东西的四百州一“望”，不胜依恋之情。
“大江东去水悠悠”抒发了作者身处国家衰亡不可挽救之时的悲痛心情，侧重现实，这不同于苏轼的，苏轼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历史流转、英雄不在的感慨，侧重怀古。
评价：读后我们仿佛能看到他那缓缓四顾的身影，他那忧郁渴念的目光，听到他那失望无奈的叹息。他曾有诗“书生空有泪千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他只能低吟亡国之音，寄托“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李钰的《湖山类稿跋》评汪元量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从此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