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被衣为啮缺歌》选自《庄子·知北游》,题目为后人所加。
被衣自非等闲之辈,面对啮缺的问道,他着实谆谆告诫了一番:“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合。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庄子·知北游》)既要啮缺端正形体,集中视线,又要他收敛思想,统一姿态,让自然的和气与天界的神明降临。那时,德将造就他的内美,道将成为他的归宿。被衣要求他像刚生的牛犊那样,瞪着双眼,懵懵懂懂,无知无识又无期无求。言犹未了,啮缺就酣然进入梦乡。被衣见此,不禁心花怒放,一边吟唱,一边离开啮缺。他所吟唱的,就是这首《被衣为啮缺歌》。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一、二两句从形神两方面入笔,勾勒出一个从躯体到灵魂都已死灭的形象。从形体看,他既无润泽的肌肤,又无丰满的血肉,俨然一副骨骼标本;从心灵看,他既无复杂的思想,又无美好的期冀和追求,他万念俱灭,宛然一堆不复燃烧的死灰。这两句取喻精到,前者以槁骸喻形体的枯瘦,乃以虚喻实,后者以死灰喻寂灭的心灵,则以实喻虚,虚实相生,给人形象的思辨美感。而“心若死灰”更以其比喻的精警形象,凝成固定的成语,用以形容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境界,现代仍作为灰心丧气的形象表述,可见其语言的生命力。
“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三、四两句揭橥一种审慎对待自我的人生态度,展现一种睿智内蕴而不外露炫耀的精神境界。此人明明具有不同凡俗的真知实学,却深藏不露,决不夸耀于人。对他来说,才智是一种充实,一种内蕴,一种修养;一切炫耀、夸饰、矜持、自傲都无必要,甚至成为生活的累赘。
“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谋”,五、六两句抉示其处世哲学,显现其混沌糊涂、无所用心的生活态度。貌似糊涂,实则大智若愚,这正是洞察世事、参透人生的智慧的表现。“不可谋”,于世无功利目的,于己则可远离尘世的喧嚣和骚扰而求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彼何人哉”,最后总赞一句: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戛然而止。《庄子·知北游》云:“大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不言、不议、不说、不作,是庄子大道无为思想的精义。而《被衣为啮缺歌》中着力刻画的槁骸似的形体,死灰般的灵魂,不以实知自持的风范,媒媒晦晦的举止,则形象地诠释了这一思想。这种人格,正是庄子所标举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此诗的思想内涵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