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过苏州时流连光景之作。作品不仅描摹了苏州的明媚风光，也抒发了诗人达观不羁的情怀。
首联总写苏州风光之明媚爽目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江南景物特色：“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这两句是说：行舯东出盘门，一片清雅明媚之色，此刻，刚下过一阵细雨，天也放晴了。不说景物如何明媚，而说“刮眼明”，一个“刮”字的妙用，使人具体感受到大地如洗的新美，爽气得沁人肺腑。
首联是写总体感受，颔联承此而写具体景物：“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徐来，绿柳依依，宛如舞姿婆娑；春水泱泱，白鹭相随，宛如爱侣为伴，以说它们“俱自得”。近水如镜，既照着城头的雉堞、纹关石，又照着绿杨、白鹭和透行舟，好象要把世上的一切美秀都收于一镜之中；远山葱翠，或如玉簪亭亭，或发如鬟髻对起，似与近水媲美，所以说它们的喜爱。这一联不仅上下句对仗，而且是句中对偶（如“绿杨”对“白鹭”、“近水”对“远山”），这就使得韵致更谐美，画面更生动。这一联显然是从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句化来，而一经点染，则别有韵致。这联诗还可以说是诗中有画，而且色彩鲜明，风光漪旎，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处于这样“俱自得”、“皆有情”的环境中，诗人不能不对影自怜而生感慨，于是写出了“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这样语意双关的话。大自然诚然美好，但它既有“盛”，必有“衰”，而这种盛衰又不是主观意志所能主宰得了的，所以说在乎“天意”。“天意在”三字，表面是对造物主而发，实则也是对人世的主宰者而言。这事物的错综颠倒怎能不使人产生“万物盛衰”在“天意”之想。“一身羁苦俗人轻”是对世俗的讽刺。诗人四方漂泊，故曰“羁”；沉沦不僚，不得安闲舒适，故曰“苦”。合观“羁苦”，它兼指羁宦羁旅之苦。世俗之眼，只认荣华富贵，不识道德学问，羁苦之身，白为俗人所轻。诗人被借故劾免之后，曾向欧阳修写信说：“舜钦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人，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费衮《梁溪漫志》引）这段话可说是对“一身羁苦”的注脚，也是不畏世欲轻视的自白。
尾联总收一笔：“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无穷好景”回应上边所写美景；“旅棹”回应“羁苦”，表明临去时对苏州的眷恋之情。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一缺陷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尤其是尾联）找到──煞费笔墨议论，而在议论中又缺少形象思维。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说“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梅尧臣），轩不羁，如其为人。”其实轩昂不羁的，不只是他和歌行体，像这首律诗，虽以清切闲淡为主，却也散发着俊快不羁之气。诗之佳处，正在于此。
暮春三月，春色渐褪。面对纷纷扬扬的杨花，诗人们不禁产生种种感触。杨巨源以欢悦心情，描绘出满天杨花的轻盈曼妙的风姿，赋予杨花崭新的形象。“北斗南回春物老，红英落尽绿尚早”，北斗星斗柄南指，冬去春来，大地回春。开头跳过初春、仲春，直指春暮花稀，逼近题意。“韶风澹荡无所依，偏绿垂杨作春好。”韶风，和风。当红稀绿少之时，是垂杨弄春之际。诗人移情韶风，以“无所依”、“偏绿”，将和风写得情意绵绵。以物拟人，跌荡有致。诗歌由春暮引出春风，再引到垂杨，却还没有触及杨花，看似开门见山、拍合诗题，却又琵琶半遮，小作掩映。
“此时可怜杨柳花，萦盈艳曳满人家。”艳曳，美妙地摇曳。前面四句写足春景后，杨花至此才姗姗出现萦盈艳曳四字，写出杨花满天，萦回摇曳，回转飘拂，如在眼前。诗中字面不带风字，而动作却无一不在风中。上承韶风弄花，笔意含蓄空灵。然而只就杨花咏杨花，不免单调枯干。诗中以“满人家”三字引出下文，拓开境界。“人家女儿出罗幕，静扫玉庭待花落”，在漫舞的杨花中，美丽的少女静待花落。花与人相互映衬，环境优美。“宝环纤手捧更飞，翠羽轻裾承不著。”佩带宝环的少女，以纤纤玉手捧接杨花，杨花却一止又飞。少女以华美衣襟兜承杨花，杨花却回旋不止。诗歌虽然只写少女衣饰、举止，但人物的娇戆欢快、轻松自在神态，杨花的轻盈飘缈，宛在眼前。写形寓神，形神兼备。如果说韶风爱花是初次衬托，那么由拟人而真人，则少女爱花，衬托力量更强，奠定全诗明媚基调。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评：“儿童捉杨花，无甚情味。美人游戏杨花，风神无限矣。‘宝环纤手’一联，形容尽善。”
少女手捧不得，衣承不著，杨花却来挑逗戏弄少女：“历历瑶琴舞态陈，霏红拂黛怜玉人。”霏，飞散。杨花在瑶琴前舞态分明，姿势纷呈，仿佛是闻乐起舞。飞过红妆，掠过黛眉，杨花多情，也怜玉人。由人戏花到花戏人，由少女怜花到花怜少女，情感两相交融，愈为浓烈。诗人以花拟人，怜香绿玉想落天外，顿开新境，然而写杨花之神又不离杨花体轻飞散本色，立足实境，求虚于实。
“东园桃李芳已歇，独有杨花娇暮春。”结尾再以桃李消歇，反衬杨花。一个“娇”字，再次以花拟人，遣辞传神。没有上文少女戏花，“娇”字意境就不复存在，没有花戏少女“娇”字神态就无从说起。一结贯通全篇，风神摇曳。通篇至此流走轻灵，一气呵成。
历来咏唱杨花之作，由于春色难留、芳菲凋谢，情怀不免感伤，大都慨叹其飘泊零落。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曰：“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绿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石懋《绝句》曰：“来时万缕弄轻黄，去日飞毬满路旁。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杨巨源却开掘暮春杨花漫天飘舞的美姿，抒发美好情怀，人取我弃，立意新颖，表现出诗人浓郁的生活情趣。为了突出杨花可爱，诗中进行层层衬托，以“红英落尽绿尚早”反衬，以韶风拟人正衬，以少女戏花再次正衬后，又以“东园桃李芳已歇”再次反衬，主宾配合，笔致多变。全诗语言丽词迭出，单韵流转，呈现出斑斓多姿之态，亦表现出诗人明朗愉悦之情。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的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